三个阿富汗女人的悲喜情仇

如果没有那一场“意外”，今年50岁的扎伊娃也会同其他阿富汗人一样，心怀感激地纪念2001年的10月7日。
从那天起，包括美、英在内的一些国家为消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对其在阿境内的几个据点和为其提供后勤保障的基础设施展开了全面空袭。两个多月后，统治阿富汗长达6年之久的塔利班政权终于垮台。
无尽辛酸路
一年过去了，扎伊娃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半夜1点多钟，突然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将她从睡梦中惊醒，接着，瓦砾和土块重重地砸在她身上，睡在一旁的丈夫惨叫了一声就没了声息，儿媳妇迪德在隔壁房里不停尖叫，孩子们哭成了一片。
“别说一年，就是过去一百年，我也忘不了那个晚上。美国人扔的炸弹把我5岁的女儿和4个月大的孙子炸死了，把我们一家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炸飞了，我丈夫和两个儿子都被炸成了残废。”她一边呜咽着，一边用肩上那条破了好些洞的脏围巾抹着眼泪。
扎伊娃的家位于喀布尔北部的卡拉伊彻曼村，一年前，当美军向附近的喀布尔国际机场发动空袭时，因为“失误”，炸弹“意外”地击中了扎伊娃和几家邻居的房屋。
“我们一家在这一年里受的苦太多了，家里本来就穷，一炸什么都没了。我只能向老家的亲戚朋友借钱给丈夫和儿子治伤。一家老小在这家住两天，在那家住两天，跟逃难一样。”一年来，扎伊娃和其他几位受害村民先后向政府和美国使馆递交了四封申请书，要求援助和赔偿，但每封信都似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最近四个月来，扎伊娃和她的两个女儿天天靠双手把一块块借钱买来的土坯垒起来，勉勉强强盖起了三间没装门的土房，如今，一家老小32口就挤在这几间面积总共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
“几个月了，到过我们家的外国人有十几拨，有联合国的，有援助组织的，他们都把我们的名字记下了，把我死去的孩子的名字也记下了，可至今也没有人给过我们一分钱。”说到这里，扎伊娃哽咽了。她说，到现在，只要有飞机从她家屋顶飞过，小一点儿的几个孩子就吓得直往屋里躲。
迈出扎伊娃家的大门，一阵冷风吹过，我脑海里突然间浮现出挤在屋里的十几个孩子的模样，单薄的衣裳、没有玻璃的窗户、仅有的两三床被子，我无法想象他们会怎样熬过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
第一次微笑
据阿外交部发言人奥玛尔·萨玛德近日透露，阿富汗新政府到目前为止收到了近10亿美元的援助款项，其中大约2/3都用在了人道主义项目。
36岁的奴利娅便是这类援助的受益者。三年前，塔利班为占领她所在的那个村子，在她家上空扔下了炸弹。当时，她丈夫独自在家，被炸得连一块骨头也没剩下。
从那以后，奴利娅带着5个孩子，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她们先逃到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寄居在远房亲戚家里。回忆起那段时光，奴利娅满腹辛酸，“我是个裁缝，可那时候，我和孩子都只有一件单衣裳。每天，我饿着肚子给别人洗衣服挣钱，给孩子们买几块馕吃”。
在白沙瓦待了两个月后，奴利娅又带着孩子逃到了喀布尔。塔利班不允许妇女抛头露面，外出工作。奴利娅只能揽一些缝纫活，在家里偷偷摸摸地做衣服赚钱。“那时候，一家人一天也就能吃一顿饱饭。”说到这里，她眼里泪光闪闪。
10个月前，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了妇女事务部，这在阿富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帮助阿富汗妇女摆脱束缚和贫困是这个部门的首要职责，像奴利娅这样的战争遗孀是她们首先关注的对象。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万多名像奴利娅这样独自一人担负家庭重任的妇女在妇女事务部里作了登记，申请就业机会或职业培训。然而由于资金有限，政府目前只能帮助那些最困难的妇女。
妇女部成立后不久，奴利娅就在这里的缝纫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当孩子们听说我找到工作时，都高兴极了。”谈话中，奴利娅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奴利娅现在每月有四十多美元的固定收入，晚上回到家，再帮别人做几件衣服，也能赚一点钱。因为整天刺绣，她左手食指上已经被针刺出了一个大血泡。望着自己的一双手，奴利娅说：“日子还是很苦，但政府现在在帮我们。孩子们上学学费、书费和校服都不用花钱。我现在一天至少能给孩子准备两顿饭，有时还能给他们买几支笔。”
说来也巧，采访奴利娅时，我穿着一件刚刚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买的绣花衬衫。奴利娅拽着我的衣服袖子说：“这件衣服就是我做的，我认得，我还能做很多款式呢！”说着，她又把我带到了妇女部的服装店，指点着挂在墙上的她的一件件“作品”，这时候，我突然感觉不到这个女人经历的辛酸与痛苦了，似乎只有喜悦和希望。
再见波尔卡
每当我问当地人塔利班垮台后喀布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穿“波尔卡”（罩袍）的女子越来越少了。的确，当我踏进喀布尔大学校园时，几乎见不到一位女学生穿着那从头裹到脚、眼睛处只留一些网眼的蓝色波尔卡了。
一看到我，23岁的卡特拉就和班里的几位女生手拉手围了上来。卡特拉戴着一条薄薄的红色花纹纱巾，高高的鼻梁和鹅蛋型脸就露在外面。几个女孩子用有限的英语，七嘴八舌地问我从哪儿来，干什么工作。突然，卡特拉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问我觉得她的身材怎么样，她脸上的微笑就同窗外的阳光一样灿烂，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似乎非要我给她一个答案。
听说要采访，这些女孩子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最后，在我的请求和鼓励下，卡特拉才答应给我5分钟的时间。我们走进一间空教室坐下，卡特拉班里的所有学生都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我和我的采访对象。
卡特拉说，6年前，塔利班一攻入喀布尔她就大病了一场，因为她不能上学了，只能待在家里，她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她跑到“巴扎”（集市）上，给自己买了一件波尔卡，从那天起一直到5个月前，她出门时就一直穿着这件波尔卡。
“妇女必须穿波尔卡，要不然塔利班就会用橡胶棍狠狠地揍你。”说到这，卡特拉的眼里露出了几分恐惧。
5个月前，新学年一开始，卡特拉进入了她梦寐以求的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和普什图文学。
经过一番请求和拒绝，我终于说服卡特拉朗诵了一首普什图语诗：
“生活无谓，如若没有你，
心儿跳动，只为你。
深夜，我在天空中找寻你，
不要将你的姓名从我的梦中抹去……”
当我问她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时，她说，首先要受过高等教育，另一个条件她拒绝说出来。她说，“我知道安拉会让我遇到他”。
一年前，喀布尔的女孩子还禁止同陌生男子讲话，她们的婚姻由父母一手包办。而如今，卡特拉和许多男孩子在一间教室里上课、玩闹，甚至敢于在他们面前大胆地谈起自己的“择偶标准”。卡特拉说，她大学毕业后要做中学老师，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一片光明。
一年了，生活在喀布尔的几个女人的故事只是这一年的一个缩影，无论她们是悲伤还是喜悦，我从心底祝福阿富汗妇女，祝福阿富汗人民。（摄影　汪亚雄）

扎伊娃（右）和她的孩子

本文作者（右）与奴利娅在一起

喀布什大学学生在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