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产阶级如何走出“冰川”

【香港《广角镜》月刊9月号文章】题：香港中产阶级如何走出“冰川”？（作者　方文逸）
1997年回归不久，香港就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一蹶不振，至今还没有完全复苏的迹象。作为香港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走过了5年的艰辛，现在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有本地传媒惊呼：“香港中产进入冰川时期！”
8月22日，路透社报道香港7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出现连续第45个月下跌，香港的失业率再度上升，已达到7·8%的高位。
之前的8月13日，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亚太区公布区内13个市场的消费者信心调查，香港竟然沦为最后一名，信心指数为13·9，比印度、印尼、菲律宾等贫穷国家还要差。而当年同列“亚洲四小龙”、也同样因亚洲金融风暴受到经济重创的韩国，却名列榜首，信心指数高居76·5。
中产阶级不再抱有玫瑰色幻梦
香港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占全港人口七成。香港消费信心和收入信心两个指数，代表了香港中产阶级的现状。他们对香港目前的经济状况极度不满，他们对未来生活不再抱有玫瑰色的幻梦。中产阶级是香港经济的中坚，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工作，每年为政府库房提供天文数字的税款。
他们大都是有楼阶层，如果是在1996年以后购入的住房，今天的房价已经大跌六成，他们几乎全部沦为负资产一族，每月沉重的银行供款成为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柄利剑。而香港经济萎缩，到处是大公司裁员的传闻，工作不保、收入不稳又令他们有朝不保夕的不安全感。在这样充满危机的经济氛围下，他们怎么可能去提高消费信心？怎么会对明天的个人收入不持悲观态度？
“稳定社会，先要稳定中产”
香港经济不景气，也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劳资冲突、贫富悬殊、中产不满、政治见解差异等种种问题困扰香港。近年来中产群体曾经多次走上街头，用街头政治表达他们的经济诉求和政治不满，唤起社会各界对中产问题的关注，但是没有引起很大的回响。中产问题，处于政府无能为力和社会无动于衷的双重冷淡之中，被故意忽视了。
这一次城中热门话题，把中产阶级放在社会聚焦之下，是由新任命的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带动起来的。
2000年他编写出版《香港21世纪蓝图》一书声称：“世纪之交的香港，遭遇到近几十年来所未见的巨大挑战。对不少香港人来说，能否成功面对这些挑战，关系到香港究竟继续欣欣向荣，还是从此一蹶不振的根本性问题。究竟香港将来的路要怎么走，才可以走出谷底，重踏稳定繁荣的脚步，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今年7月1日，刘兆佳出任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的要职之后，多次面见特首董建华，陈述中产现状，提出“要重振经济，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的看法。
8月以来，他又多次接受电台等媒体访问，主张“要稳定社会，先要稳定中产”。
谁是中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刘兆佳是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地位举足轻重，他的主张很快在这个“特首智囊团”里形成主流。8月下旬，中央政策组决定成立“社会凝聚力研究小组”，由刘兆佳在中文大学的同事兼密友、中大行政学系主任及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关信基教授出任召集人，其余12名代表来自劳工界、社会服务界、法律界等界别，传媒也有两名代表参加，小组成员均没有政党背景。
这个小组的功能是，面对香港回归后重大的政治转变及金融风暴、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冲击和严重的社会矛盾，为加强社会凝聚力，减低社会分歧，寻找社会矛盾根源，提出解决的办法。小组的议题不仅包括中产困境，还有劳资关系、贫富悬殊等。种种迹象显示，中产困境似乎已经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不过，也有舆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代表，中产阶级仍然将不成气候。
香港的中产阶级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他们是殖民地教育培养出来的YES　MAN（只会对上司说“是”的人），只顾及眼前的经济实惠，对政治没有兴趣，更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诉求。有报纸形容是“自命清高，但又怕事，遇挫折会比草根阶层更易意志消沉，他们不要特权，没有政治野心，最大的意愿是安居乐业，为下一代造福”。
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不屑到投票站去投下自己的一票。香港立法会直选的投票率一直不高，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缺席，反而草根阶层全情投入，政客为争取他们的一票，便卖力地在议会里代表草根发出他们的声音。中产阶级既然不屑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也就不屑于为他们争取权益。
针对这一状况，有人建议特区政府立法推行强迫投票制度，因为中产人数众多，一旦参与选举，必然会选出能够代表他们的政治代表，在立法会上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争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但是，也有论者质疑这种政治可能：近百年来一直处于政治冷感的香港中产阶级，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政治性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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