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辈眼中的前苏联领导人

【俄罗斯《消息报》文章】题：克里姆林宫的孙辈（作者　彼得·阿科波夫等）
光阴似箭。前苏联早已成为历史，前苏联领导人的孙辈也已长大成人，而且不乏成功之辈。然而，他们大多靠的不是祖上的光环，而是自己的努力。现在，我们就随着记者走近他们，看看显赫的祖辈对孙辈的命运有哪些影响，孙辈又怎样看待显赫的祖辈：
有张有弛理国事
格维希阿尼1948年出生时，外祖父柯西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小学毕业时，外祖父已经是政府总理了。格维希阿尼现在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作为特邀教授经常在巴黎地球物理学院讲学。他研究人工智能，致力于把人工智能用于地球物理和地球力学领域。他说：“我从来没觉得我家不一般。小时候几乎每个节假日，我都和外公外婆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好朋友。从小学到中学我上的都是普通的学校，根本想不起来享受过什么特权。”
我外祖父在家里从来不对国家领导人评头论足，而且说话非常谨慎。他在斯大林、赫鲁晓夫手下工作过，后来又辅佐勃列日涅夫，这一切得益于他沉着冷静、处事不惊。外祖父经常忆旧，特别喜欢回忆战争年代。那时很困难，他负责疏散工业企业，使命不同寻常。
要说对斯大林的态度，这很复杂。外祖父积极支持赫鲁晓夫破除个人迷信，但在谈到斯大林时他总是说，斯大林是个才智超群的卓越领导人。斯大林给外祖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非常崇敬斯大林。他崇敬领袖，也尊重专家，他的朋友中有科学院的领导、院士，还有作曲家。他关心科学家的命运。一次，我对他谈起我的科研领导人、著名数学家格尔凡德。此人荣誉头衔很多，却不准出国，因为他曾参加制造原子弹。外祖父觉得这么做不对，就把问题提到政治局，使格尔凡德拿到护照去了英国。
外祖父是个严肃的人。他要求我们善于做具体事情，学会成为不为情势所左右的人。他关心我们的学习和事业，我们兄弟姐妹能脚踏实地地研究法学、语言、数学等等，有的还干得不错，得益于他的教诲。他与我们的谈话总是积极向上的。现在很多人愿意去国外工作，我也收到过国外的邀请。可我只出去讲学，不在国外长期工作和定居。我认为，我们应该设法振兴祖国的科学事业。
外祖父喜欢谈他的工作。他经常谈论化工生产情况，对金融事务清清楚楚。他对国家的黄金储备增加感到振奋，当然他不会对我们讲具体数字———这是国家秘密。他主张给人民增加福利，这是他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之一。直到现在，我才读懂爷爷在任时说话的严厉态度和他脸上忧伤的表情。他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他的决定责任重大，他的签字一字千金。
由于外祖父是国家领导人，所以常有记者问我愿不愿意当官。我对自己的事业很满意，从来没想过从政的事。虽然我父亲也是政府官员，戈尔巴乔夫时期官至国家计委副主任。
外祖父会工作，也会休息。他常说，工作时集中精力工作，休息时尽量放松休息。他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乐呵呵的。他愿意跟朋友和家人在一起，还喜欢侍弄他的爱犬。
   爷爷救了我的命
记者如约来到前苏共中央领导人莫洛托夫的外孙尼科诺夫的住处。谈到外祖父，尼科诺夫满怀深情地陷入沉思：
我从小就知道，外祖父是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我是1956年出生的，第二年爷爷就退休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对“政治”这个词我比同龄人知道得早。还没上小学，我就知道比利时外交大臣是谁，塞内加尔的首都在哪儿。在历史系读书时，我有可能了解我国实际的、而不是虚构的历史情况，报刊上出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揭露性消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启示。
我选择什么专业外祖父不干涉，可是我对历史感兴趣主要和他有关。他虽然没说我应当学什么、干什么，对我间接的影响却很大。
至于我的事业、前途，改革前我连想也不敢想，因为权威机构认为外祖父是“党的敌人”，我家的人不准离开居住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在一段时期，外祖父的姓氏对我事业发展绝对不利。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外祖父。
我想过效仿外祖父，可很难效仿。他当过40年国家领导人，难以想像，谁还有这种可能。我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干过，还当过杜马议员。我从政治家到政治理论家的过渡相当平静。
后来我与前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子孙有交往，我们都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这条街根本没有其他身份的人。我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铁木辛哥的孙子，还有斯大林的孙媳都处得很好。
外祖父逝世时，我30岁，对当时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彻底的列宁主义者，始终忠于列宁的思想。我还没遇到过更忠贞不二的布尔什维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
外祖父救过我的命，对此我终生难忘。4岁那年，我从桥上掉到水里，外祖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把我救了出来，那时他已经70岁高龄了。当时我已经呛水，要不是外祖父动作迅速，我早就没命了。
外公传我好品质
帕维尔在如痴如醉地听他演奏的音乐迷眼里根本不像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后代，却像激进青年的代表，而苏联领导人恰恰非常害怕激进青年，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的渣滓。而对前苏共中央书记米哈伊尔·齐米亚宁来说，帕维尔永远是可爱的外孙。
帕维尔的父亲是俄罗斯著名演员，母亲是音乐评论家。受家庭熏陶，帕维尔在音乐界早就是个人物了。他虽然不缺钱花，却相当俭朴，外出从来都乘地铁。他认为，俭朴是外公传给他的好品质。
他说，一切都崩溃后，我开始想，那些什么都来得容易的伙伴有什么感觉。这时，我才意识到，父母和外公平时不轻易满足我的要求是有道理的。外公不许司机送我上学，也不让司机带我在街上兜风。
一次，我们提出要买录像机，外公发火了：“你们姐弟俩想看动画片，别墅里有电影厅，用不着另置录像机！”
帕维尔说：“现在，我的价值观没有任何变化。即使在大学学苏联历史的时候，我也不为外公感到惭愧，因为在外公所处的惊心动魄的形势下，他没做任何让我感到羞耻的事。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认为重要的是活得问心无愧。他工作起来常常忘了休息，节假日有时都见不到他：每天早上7点去上班，夜里12点才回来。
“外公特别喜欢和孙辈在一起，他只要有空就给我们讲故事。外公培养我读书习惯，他那儿有读不完的书。我还能在外公那儿看到新影片，这对我来说是娱乐，对他来说是工作———他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
社会巨变时齐米亚宁已经退休了。改革震动了他，据帕维尔说，开始时外公对戈尔巴乔夫没有消极态度，也没说过关于斯大林的任何坏话。
“外公关注所有报刊，从《星火》到《真理报》。他对所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现在我非常理解他。这样有理想、有工作能力的人本可以做很多好事，他帮助了很多人。直到现在，谁也没说过他任何坏话。”
24岁的帕维尔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也不愿意称外公为“政治家”。1995年5月老人逝世时，他说，外公是国务活动家，是为国家工作的人。
在前苏联领导人的孙辈中，帕维尔只与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舍宁的外孙莫霍尼科有来往，他们经常在一起玩。他说：“对其他人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一般来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持久的友谊。我还记得参加克里米亚夏令营活动时认识的叶利钦的外孙奥库洛夫，那时叶利钦还是不大起眼的官员。只有我愿意给奥库洛夫友情。”
不靠姓氏得好处
维克托·格里申是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主管过国家经济建设，也为城市蔬菜供应操过心。莫斯科一大批要人在他手下脱颖而出，可他却成了官场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让位于叶利钦。1992年，一些小官员对格里申蛮横无礼，使他的心脏受到刺激，猝然长逝。
格里申最小的孙女阿拉今年17岁，在莫大社会系读书。她对记者说：“每到爷爷的生日和忌日，我们都去墓地。他逝世时我才7岁，可我还记得他的样子。他是个有条有理的人，在严格规定的时间用午餐和晚餐。夏天我们一起在巴尔维哈的别墅或孔策沃度假。他喜欢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经商，二哥也在莫大读书，在法律系。大姐是莫大哲学系毕业的，现在做经纪人，二姐学的也是法律，现在做法律工作。上大学前我是第20学校（莫斯科的好学校之一）的学生。那时谁都知道我是谁的孙女，这对我的功课和考试都有帮助。上大学后，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世。我想靠自己，不想靠姓氏得到好处。毕业后我想搞社会学，也可能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