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红色贵族’到‘驻华民间大使’

他有传奇般的经历，却从不炫耀于人；他身为贵胄，却宁愿做平民百姓；他是日本帝国高级外交官，却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希求世界和平；他放弃优裕的国内生活，却长期旅居中国，全身心投入日中友好事业。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大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我国报纸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日本名字恐怕就是他，而且总被冠以“日本和平人士”或“日本友好人士”的称谓，他就是西园寺公一。许多中国朋友尊称他为“西公”，而周恩来总理则称他为日本驻华“民间大使”。
红色贵族
我同西公在1969年前后有所接触，对其经历有所而闻，但不知其详，因而总觉得他很神秘。前不久，我到日本访问，同其哲嗣西园寺一晃先生重逢，追怀往事，忆念先贤，才开始对他有较多的了解。
西园寺一晃告诉我，他的曾祖父非常喜欢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崇尚曾祖父的为人。而他的爷爷，也就是西园寺公一的父亲西园寺八郎却是日本“皇室的狂热崇拜者”，曾任皇室侍从，思想陈旧保守。
西园寺公一于1906年11月出生在东京都的名门望族家庭。其祖父西园寺公望从1901年到1912年，两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被天皇赐予“元老”殊荣。西园寺公一从小就以爷爷为榜样，1924年中学毕业后，远赴牛津大学研修政治经济学。1930年大学毕业后，他周游欧美各国，考察当地政情和民风。1931年回国后，他先后任外务省嘱托（顾问）、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主事、国际问题调查会会长、近卫文?内阁嘱托等要职。1937年7月，近卫政府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他作为政府“特使”到中国，参与同国民党政府名为“谈判”、实为诱降的工作。随着日本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园寺公一对时局的看法逐渐明晰。他反对战争，希冀和平，思想日趋左倾。这时，他与进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的交谊日益密切。尾崎于1928年11月到上海任《朝日新闻》特派员，结识了鲁迅等中国左翼作家，也结识了在上海为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的德国人里哈德·佐尔格。1932年2月，尾崎回国。翌年，佐尔格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到东京，奉命收集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西园寺公一向尾崎提供不少有关战局的重要情报，而尾崎又把情报转送佐尔格。1941年10月，佐尔格和尾崎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1944年11月被处死。西园寺公一受尾崎的牵连，也遭日本军部逮捕，判刑一年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此案才得到昭雪。佐尔格成为苏联英雄，尾崎成为反战和平斗士。
西园寺公一先后创办《世界画报》、《广场》季刊和《日曜新闻》，宣传自己的进步政治主张。他在《世界画报》上很早就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大屠杀、在中国东北秘密创建的毒气工厂等事件。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开始，西园寺公一把主要精力投向了世界和平运动和日中友好事业。他是日中友协的创始人，担任日中友协常务理事，兼任日本保卫和平委员会常务理事。他作为日本代表多次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并在维也纳担任该会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中国从事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宋庆龄、郭沫若和廖承志，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呼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他反对日本同美国单独媾和，主张日本同苏联和中国恢复邦交，因此，人们都称他为“日本的红色贵族”。
我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刘迟说，西园寺公一后来经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著名作家高仓辉介绍，在中国秘密加入日本共产党。1967年2月，他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被日共开除党籍。虽然组织上发生重大变故，但西公的政治信念始终没有改变。
民间大使
西园寺公一一直渴望访问新中国。1952年底，他来到北京，廖承志希望他能来华常驻，以便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回国后，西园寺公一就此与一些同中国友好的日本政界、财界和群众团体的人士协商。他们一致推举他作为日本民间代表前往北京，加强同中国的联络和沟通，促进日中两国各方面关系的发展，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于是，西园寺公一于1958年1月携全家正式来华常驻。
来到北京后，西公受到周恩来、廖承志的热烈欢迎。据一晃回忆，他们一家得到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周总理还特意嘱咐有关部门为西公配备了译员、汉语教师、厨师和服务员，为全家人装修了日式住房，准备了榻榻米，并解决了他和弟弟的上学问题。廖承志则是他们家的常客，总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称西公为“殿样”（大老爷）。一次，西公向周总理抱怨，总理说：“廖先生也是殿样呀。问题不在于出身，而在于站在什么立场。”西公后来回忆说，他永远记住周总理这句话，永远站在人民中间。
西公来华之前，日本自民党元老河野一郎曾为他饯行。河野受一些党政要人和民间团体负责人之托，希望他同中方探讨在三年内恢复两国邦交的可能性。但那时在日本主政的岸信介政府紧紧追随美国亲蒋反华，西公的这一使命屡屡受阻。后来他逐渐体会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促进日中两国之间交流与合作只能从民间工作入手。在驻华长达12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西公担当起沟通日中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等各方面交流的重任。他在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的办公室成为日中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他本人则成为名副
其实的日本驻中国的“民间大使”。
我同西公相识于1968年底。当时，亚非作家协会书记处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迁到北京，西公代表日本方面参加书记处的工作，并一度代理该协会秘书长。协会编辑出版的英文刊物《号召》，每期的内容策划、稿件组织和重要文章修改，都要征得他的同意。每当需要日本方面的稿件时，他都亲自出面约稿。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特约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河原崎长十郎为《号召》撰文。河原崎长十郎先生对毛泽东思想非常景仰。西公为文章写按语介绍他时说，这位杰出的日本演员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在“信仰者”一词译成英文时，别人曾持有不同意见。为此他专门征求我的意见，在我表示同意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毕竟是同志啊。”
身后留名
西园寺公一在北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的动荡岁月。“造反派”要西公参加批斗会，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揭发“走资派的罪行”，西公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67年的一天，王府井大街突然出现大字报，诬称西公是“日本特务”，事情很快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不到一个小时，大字报就被拿掉了。西公从在京的友人处听到这一切，连声称道周总理的“知遇之恩”。直到弥留之际，西公还一再向家人讲述此事，对周总理感念不已。
可是“四人帮”闹得越来越凶，周总理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1970年的一天，周总理约见西公，深为歉疚地对他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我保护不了您了。请您考虑是否先回国。到情况好转时，再请您回来。”西公了解中国当时的政情，接受了周总理的劝告，眼含热泪于这年的8月辞别北京，回到他阔别已久的祖国日本。离开北京之前，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送行，并为他在北京受到的某些不公正待遇表示歉意。周总理再次表示希望他每年回中国来看看，西公后来的确也几乎每年都来中国。1974年6月，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在处境非常险恶的情况下仍然会见了他，对他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所作的努力表示了充分肯定。
邓颖超在1991年为《西园寺公一回忆录》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西公是“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中国人民不能忘怀的老朋友”。她说：先生在中国12年多，正值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候，先生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废寝忘食，日夜操劳。先生为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流做了很多事情。当年，周恩来和我常常同先生见面。先生卓越的见识，崇高的人格，勇往直前的气概，使我深受感动。先生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见证人，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先生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作出的巨大贡献。1991年6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
回到日本之后，西园寺公一对中国的一片深情丝毫不改。他不顾警方派人昼夜监视的不利环境和右翼分子的威胁，以日中友好协会顾问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的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撰写一篇又一篇文章，宣传日中友好的意义，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他的行动受到广大支持日中友好事业的人士的赞扬，也遭到一小撮极右翼分子的忌恨。1972年9月，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终于实现。西公几十年的愿望变成现实，他高兴得彻夜难眠。晚年，他在坚持不懈为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而工作的同时，完成并出版了《北京12年》、《西园寺公一回忆录》等著作，为日中友好事业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1993年4月2日，参加过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庆祝活动后，他溘然长逝。
这次出发去日本之前，我曾提出希望能到西公墓前敬献一束鲜花。西公的儿子说，父亲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生前和身后的荣辱都看得很淡。早在他投身世界和平运动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作为长子对世传贵族爵位的继承权。在东京，除了夫人西园寺雪江居住的一所房子之外，可以说他是一无所有。他临终前一再叮嘱家属，死后要将遗体火化。一晃谨记父亲的遗言，除了留下他的一把骨灰之外，没有建立任何纪念性标识。闻听此言，我肃然良久，鲜花没有献成，却平添了几分对西公的钦敬之情。

西园寺公一

周总理（左）与西园寺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