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梦想与希望上路

53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人们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之路；今天，面对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再次——   【西班牙《时代》周刊9月22日一期文章】题：一个新社会
中国社会正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道路上，在遭受了人类几乎所有的苦难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和平与相对的经济繁荣，经历了几十年政治动荡的老一代人对得之不易的稳定深感欣慰，新一代人则更加追求
物质上的丰富，且看新社会的中国众生相。
受益于市场的企业家
薛兵（音）是利用过渡经济发财的典型代表人物。这些新崛起的富人大部分不谈政治，但他们支持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统治是稳定的保障，而稳定是他们开拓未来的基础。
薛两年前还是一家国有建筑企业的经理，政府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之后，薛拿出了全部的8万元积蓄购买了一家涂料生产厂8%的股份。
薛主要的花销都在女儿身上，每年大概需要2万元。薛每月的工资4800元，妻子是办公室职员，每月收入1600元，但他们的年收入就不好说了，因为公司做成一个项目就能为他赚来30万元人民币。薛还在股市上投资，目前他已经拥有数百万元的财产。薛的梦想是成为公司真正的老板，并在5年后让公司上市。
进城打工的农民
28岁的陈群（音）是远离家乡到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1·5亿中国农民的一员。大部分中国城市都有着庞大的“外来人口”，他们在为自己闯出一条活路。
每年春节前后，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就挤满了返乡和返城的民工。他们为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两年以前，陈将4岁的儿子交给了在四川农村的公婆，来到了深圳，她的丈夫在那里做保安。
陈开始给人当保姆，每月挣500元，现在她在一家保洁公司工作，每月能挣1000元。陈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在公司的食堂吃饭，食宿费都免了。她唯一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是偶尔买点小吃或者给自己买件衣服。她每个月寄回家300元，作为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陈群夫妇每个月的收入有2800元，大部分都存了起来，现在已经有6万元存款了。他们想回四川做点小生意，“我们要为儿子上大学存点钱”。
为明天做准备的公务员
王东风（音）是3000万政府公务员中的一个。近几年来，中央政府开始大幅度精简人员，像王这样的人的工资收入大大提高了。他们对现状感到很满意，构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
王今年36岁，在上海市政府的统计部门工作。他说：“我每天和数字打交道。”与中国许多的中产人士一样，王的生活就是积蓄力量，为美好的明天做准备。他的住处只有19平方米，3家共用一个厨房，楼里没有洗手间，他要到外面去上公共厕所，他在为职工开设的公共浴室里洗澡。
王说他喜欢提前到办公室，以避开上班高峰期，还能有时间上网畅游一会儿。他每个月挣3500元，一大半都存了起来。每月花300元吃饭，300元用来缴纳医疗保险和政府建立的一项公积金。他已经申请到美国攻读统计学，“这是一个梦想，但绝不是幻想”。
前途灿烂的未来一代
大约有600万年轻人在上大学。未来的光明与挑战都是属于他们的。新一代大学生更关心自己的专业前程而不是政治。他们推崇民族主义感情，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无可争议的。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如果发生政治不稳定，那将影响到他们灿烂的前途。
20岁的李波雨（音）是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她希望能到一家大保险公司工作。她是在陕西省的一个国有企业大院里长大的。
李喜欢听西方的流行音乐，看国内的报纸和杂志，还喜欢看中文版的《读者文摘》。她每周去机房上网两次，“我先看看有没有我的电子邮件”。王和另外3个女孩同住一个房间。她喜欢打乒乓球和网球，还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唱的是诸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歌曲。放假的时候她就在家里看好莱坞电影光盘。她最喜欢的演员是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她希望到保险公司工作以后，月薪能在5000—8000元之间。如果能在上海找到工作，她希望父母能与她共享幸福生活。
经历坎坷的上一代人
唐年山（音）和妻子唐爱荣（音）大半辈子都在国有企业里工作。43岁的唐爱荣18岁进了这家工厂，现在还在这里工作。工厂主要生产搪瓷盆，她每月能赚1000元。
唐年山所在的工厂在80年代开始经营不善，政府也不再向这些国有企业提供帮助，唐离开了工厂，数百万人在这场经济过渡中失去了工作。但唐年山的运气不错，他在一家生产汽车零配件的中泰合资企业找到了工作，他进了焊接车间，每月挣2600元。
下班以后，他一般都会回到家中。他与父母合住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唐和妻子住一间，15岁的儿子和爷爷奶奶住一间屋。
唐年山最值钱的东西是一部手机。家里有3台电视机，一家人不喜欢看同样的节目。
家里的存款比较少，但上海的飞速发展让唐看到了希望。想到儿子的未来，唐希望他能考上大学，完成学业，“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太多事情，现在我们的生活好多了”。

北京天安门广场鲜花盛开，充满节日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