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女神的“自白”

8月19日上午，我像大多数有机会到纽约的人一样，来到自由女神高耸的塑像面前，一睹芳姿———不，也许应该叫雄姿。
要到她面前，必须先在炮台公园购票，再坐渡轮驶往隔海不远的贝德罗岛（现已改名为自由岛）。参观的人很多，一年约有二百万。上船前，我接受了比登机还要严格的安全检查。在美国的几个机场，我几次遵命松开皮带。可是在这里，却要我把皮带解下来放在塑料盘中，通过X光机的检测。对于这样的“不自由”，为安全计也只能如此。
参观者顶着烈日，排队上船。开船后，后面是曼哈顿岛的摩天大楼群，前面便是女神。旅客们一阵兴奋，拿着照相机拍前拍后。
船不一会就到了码头。自由岛只有12英亩大（1英亩约合4046平方米）。仰望女神，从火炬顶端到地面，有93米高。单是她的食指，就有2·4米长。如此高大的塑像，整体却十分匀称，显得庄重端丽，亲切中又透着几分威严。她的设计者是法国19世纪才华横溢的雕塑家巴托尔迪（Bartholdi）。
从法国远‘嫁’而来我随着参观的人群绕岛一周，边走边望，边望边想。中午，我在岛上吃炸薯条，喝可乐。饭后等船，便在树荫下的木椅上小憩。周围人不多，草地上海鸟自由往来，不把游人放在眼里。偶尔窜出一两只松鼠，忙着觅食。再往前看便是海湾，海水澹澹。不知不觉，困意袭来，我似睡非睡，朦朦胧胧。忽然，我仿佛听见自由女神自言自语起来：
谢谢你大老远地来看我。我已经站在这里116年了。我是从法国远“嫁”过来的。我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865年，当时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之下。有热爱自由传统的法国人，十分不满波拿巴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而这时候，美国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不但保全了共和制，而且还废除了奴隶制，法国的知识分子深受鼓舞。
1865年夏天，渴望废除君主立宪制的法国历史学家拉布莱伊萌发了一个想法：送一个巨大的自由神像给美国，作为美国建国100周年（1876年）的礼物，同时又是对攻占巴士底狱的法国子孙的一个激励。
我的设计者是巴托尔迪。他既参照了古希腊一些女神的雕像，又融进了他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右手举起的火炬代表自由之光，头上桂冠的七枝尖角代表自由之光放射到七大洲，左手抱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按说我的这个形象应该受到美国人的热烈欢迎。可出人意料的是，当我的娘家人千辛万苦———筹资的困难以及技术上的难题就不细说了———把我造成之后，美国人却不大热心，甚至没有钱为我建一个底座。
根据协议，法国人造像，美国人建基。可是到了法国人准备把我运往美国时，美国人的筹款还差一半。筹款委员会发出紧急呼吁：“如果再没有捐款，只能把雕像送还原主，而美国人将蒙受永久的耻辱……。”
站出来打破僵局的是《纽约世界报》的发行人约瑟夫·普利策。他在报上刊登了一个声明：凡是捐款的人，哪怕只捐一美分，也要将他的名字登在报上。奇迹发生了，短短5个月，所有款项筹齐了，而筹前一半的款却花了7年的时间。
移民们的“美国梦”
1886年10月28日，那是一个纽约难忘的日子。烟花腾空，汽笛长鸣，克利夫兰总统主持揭幕典礼，从此，我就一直站在这里。人们习惯把这里看作是美国的大门（见图①）。我旁边的那个埃利斯小岛在1892年成了移民检查站，20世纪初，那里平均每天有2000名新移民坐船进入美国。可以说，他们一到美国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他们激动，疲惫，惴惴不安，但都怀着一个“美国梦”（见图②）。
我从小岛上俯瞰这片新大陆，每个变化都清清楚楚。这真是一片新大陆啊！它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从17世纪开始，就陆续有大批欧洲移民来此建立新家园。他们大都是在宗教战争中失败的清教徒，希望逃离迫害，建立新的生活。例如，1630年，在横渡大西洋的阿贝拉号船上，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约翰·温斯罗普先生发表了一篇演说，号召他的清教徒追随者“一起欢乐，一起哀伤，不怕辛苦，同舟共济”。“倘若我们心存不正，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和侍奉异神，或沉迷于尘世的欢愉和势利，今日必得明白，在穿越这浩瀚海洋去占有的美好土地上，我们终将灭亡。”
宗教热情加上创业的渴望，使移民在新大陆上站住了脚跟，并且成家立业，渐渐创造出了连欧洲人都羡慕的繁荣。美洲大陆一时成了受压迫者、受歧视者向往的地方。有一个生于1849年的犹太小姑娘，名叫爱玛·拉萨罗，移民美国后，在日记上记下了她开学第一天的心情：“9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走进公立小学，公民的自尊心和内心的满足达到了顶点。我一定永远记住这一天……我们父女4人围着女教师，父亲用别人听不大懂的英语说出了对我们的希望，把我们托付给了女教师。我们都进了天堂。”
这位小姑娘后来成了诗人。她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把你们疲惫的人，你们贫穷的人，你们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都交给我吧！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在这金色的大门旁，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这段诗文现在就刻在我的基座上，成了我的呼唤。
据统计，从美国内战到20世纪初，有2000万移民进入美国，这里可以说是移民的国家，各民族的熔炉。在创业之初，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除了力量和坚强的意志之外一无所有。这里没有国王，什么贵族身份，什么尊贵头衔，都不起作用。他们喜欢创新，不大尊重传统，对任何事情都愿意尝试。他们总是顽强地去战胜困难，坚信坚韧不拔加上勤劳、机智和运气，终会有好结果。他们的信条是艰苦工作，认为偷懒无异犯罪，比不道德还坏。他们相信任何有利于增加财富的事，理所当然是好事。
正因为如此，他们背一袋小麦，提一把斧子，就敢去开发西部。西部牛仔的那把在手心上会飞转的手枪，代表了正义和力量。美国的“新边疆”一直从东部扩展到西海岸，其间的征服与杀戮，都被正义的进军号角掩盖，美国的历史学家们似乎还来不及冷静地回顾和反思这一段岁月。
当然，创业者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有一位记者做过这样的记录：“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移民的火车奔向平原。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波兰人、俄罗斯人，都混杂在寻觅土地的洪流里面，拥向落日的平原。这里是一片土壤肥沃的河谷。街上拥挤着做买卖的人群，一切谈话都是有关地皮的事情。”
另一位记者描写了他们的困境：“妇女们在炉边准备可怜的晚餐，连最虚荣的妇女也不修饰了。她们头发蓬乱，眼窝深陷，精疲力尽，无精打采。男人不再玩扑克了，愁眉苦脸，不敢见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穿得太破，又缺水，脏得像泥猴。丈夫不敢回家吃饭，因为对付不了妻子的唠叨。”
狄更斯与美国人的对话
这些记录是真实的，不要以为每个人的“美国梦”都能实现。有许多人就倒在西去的路上。但是，总的来讲，他们毕竟坚持下来了，西部开发出来了，美国富强起来了。至于其中的灿烂与黑暗，正义与邪恶，进取与野心，历史会有公正的评价。
我记得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访美之后，发表了一篇札记，不长，我都能背出来：
“我和美国人进行了如下的对话有一百多次。
“‘某某先生所以拥有如此庞大财产是因为他使用了最缺德、最卑鄙的手段，不是吗？’
“‘是的，先生。’
“‘尽管他犯有各种各样的罪，你们国人竟对他熟视无睹，且有鼓励之意。这是一种很不健全的现象，不是吗？’
“‘是的，先生。’
“‘他不是一个曾被人控告的骗子吗？’
“‘是的，先生。’
“‘他不是一度挨过群众打的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是吗？’
“‘是的，先生。’
“‘天啊，那他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先生，他是一个斯马特（smart）的人。’”（smart意为聪明、高明、做事漂亮）
狄更斯是一位小说家，也许，他作了艺术加工？不过，你再看看今年接二连三爆出的会计丑闻，难道不应该引人深思吗？
好了，不说这些了。说说去年9月11日吧。这真令人痛心（见图③）。我面前的曼哈顿岛上的高楼大厦，是我亲眼看着它们一幢又一幢建起来的。我喜欢它们。它们象征繁荣，象征人类的智慧，象征文明。也有人说，它们象征人剥削人，象征罪恶。这该怎么去看？我116岁了，饱经沧桑，看见过君主制，看见过共和制。社会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总会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如果要求现在一切立即变得尽善尽美，那是空想。如果空想不能实现，而施以极端手段，那只会带来社会的倒退和灾难。
就说自由吧，哪里有什么绝对的自由？你今天上岛，先要解下皮带。你忍受了这点不自由，换来了在岛上漫步的自由。在街上开车，先要接受红灯停车的不自由，你才能享受开车的自由。你们说我是女神，其实我现在也不自由。恐怖分子扬言要毁掉我，我也战战兢兢。以前游客可以一直上到我的桂冠里，现在不行了。告诉你一个秘密，情报机关在我身上装了视像系统，里面输入了许多恐怖分子的头像。如果哪个恐怖分子胆敢来到我跟前，他就会很快暴露。
自由，自由，我只是一个象征。许多人尊敬我，甚至崇拜我，但也有很多人利用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形象被用来兜售战争债券（见图④）。后来，竟有商人拿我做商标，出售狐臭药。唉，我希望大家不要迷信我，现实地思考问题，理智地决定行动。记住：只有自觉遵守某些不自由，你才能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
一声汽笛，把我从朦胧中惊醒，我抬头看看女神，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站在那里。上船后，我一直望着她，她也似乎在目送我，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图①②摄影　詹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