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阿拉法特官邸仅百米之遥

这座城市，曾经繁荣和美丽，如今是暴力和死亡的风暴核心。这座城市，曾经是希望与和平的港湾，现在却天天上演坦克与石头的对垒。这座城市，因为一个名字而闻名，也因为这个名字而屡屡令人为之捏一把汗，这个名字就是——阿拉法特。
9月20日以来，以巴地区再次取代伊拉克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19日特拉维夫自杀性爆炸后，以军第三次重兵围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官邸，73岁的阿拉法特命运再成悬念。
24日，在联合国安理会14票同意、一票弃权通过要求以军结束对阿拉法特围困的决议后，以色列予以拒绝，对阿拉法特的围困仍在继续。当天，记者侥幸混过以军检查站，深入拉姆安拉并来到离阿拉法特官邸只有100米的地方。在这一天，记者初步体会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封锁和戒严下所体会到的一切。
首席拎着防弹衣送我们上路
以军围困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后，立即宣布该城为军事禁区，人员非经特许不得出入。此前，我们曾经试图说服以军士兵，驱车前往拉姆安拉一探究竟，但是被坚决、果断地予以拒绝。后来，通过几个小时的观察，我们认为夹杂在等待通过以军关卡回家的巴勒斯坦人中间，步行也许可以进入“禁城”。
经过一番筹划，我们终于决定24日一大早再次出发。早8点，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首席记者明大军亲自拎着两个国产防弹背心为我们送行。我们开玩笑说，也不知道此去到底能不能顺利过关，此时此刻，真是“恨不生为巴勒斯坦人”，以了我们进入这座戒严下的城市采访的愿望。
拉我们去拉姆安拉的以色列出租车司机听说要去耶路撒冷与拉姆安拉之间著名的卡兰迪亚检查站，立即提出车费要稍高一些，因为那里巴勒斯坦人很多，有时候会发生向以色列车辆射击的事件。而且，他也不能把我们直接送到检查站，而是在距离检查站几公里的地方停下，让我们换乘巴勒斯坦出租车。他说，那个区域属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管的“B”区，有很多巴勒斯坦出租车。
这个刚刚服完兵役的出租车司机笑着问我们：“这两件防弹背心能防弹吗？”我们也笑着回答：“天知道，好歹是个心理安慰罢了。”
新闻在那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
我们心情紧张地再次来到曾经拒绝我们的卡兰迪亚以军检查站，好在这次碰到的并不是上次那个坚决拒绝我们的士兵。但是，我们得到的回答是一样的：外国人一律不准出入，尤其是外国记者。
怎么办？我们并不死心，而是编造各种理由软磨硬泡。新闻在那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良久，我们听到那位士兵提高嗓门说：“进去后今天你们肯定出不来，你们还进吗？”为什么不？既然那么多外国记者在以军封锁前已经在里面了，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又“纠缠”了半天，士兵突然说：“别说了，祝全天愉快！”
我们起初以为那个士兵已不耐烦，是要赶我们回去。后来又想：莫不是已经默许了我们过关？这样想着，脚步就慢慢地向拉姆安拉方向挪了几步。看到那个士兵并没有禁止的意思，我们索性又向前走了几步，才证实的确是要对我们网开一面了。
同以军坦克“捉迷藏”
一过卡兰迪亚检查站，立即有十几个出租车司机一拥而上问：“去官邸吗？”
“不是实行戒严了吗？”我们略感惊讶。
这时有个叫纳比尔的司机挤到我们面前，一拍胸脯说：“跟我走吧，我知道怎么绕开坦克。”
一进拉姆安拉，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行人，也几乎没有车辆，就连交通灯都完全关闭了。我们看到临街所有商店都是门户紧闭，气氛萧条而诡秘。在街旁，我们看到成堆的垃圾。经常有被碾成废铁的汽车映入眼帘。此时此刻，用“阳光下的鬼城”形容拉姆安拉并不过分。
我们的司机也格外小心。每次开到路口，纳比尔都要减速观望一阵，确信没有坦克后才继续前行。他说，在戒严期间，以军坦克上街巡逻，随时可能打击任何移动目标。正说着，纳比尔突然猛踩刹车，汽车“嗖”的一声向后退去，随即掉头拐进了另一条街。
我们回头一看，只见一辆土灰色的坦克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我们。在坦克后面，跟着一个两层楼高的庞然大物，那是挖掘机。这个家伙的翻斗就有一人多高。20日以来，以军用这种挖掘机摧毁了阿拉法特官邸大院里的12栋建筑，只剩下半栋主楼耸立在废墟中。
尽管纳比尔说自己早就习惯了和坦克“捉迷藏”，但他的神情还是很紧张，因为，在戒严下出车也许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我有孩子要上学，不挣钱怎么办？”他无可奈何地说。他为冒险开出的价格是每小时100新谢克尔（1美元约合4·7新谢克尔），在遭遇了以军坦克和挖掘机（上面的以军士兵也是荷枪实弹）后，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和他讨价还价了。
我们看到了几个“勇敢”的行人，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街边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我们正想下车采访，忽然不远处又传来“隆隆隆”沉闷的坦克声。纳比尔大喊一声“快上车！”随即掉头就跑。那个正要取钱的小伙子也是抱头就跑，刚刚略有生气的大街一下子又空空荡荡了。
百米之外看官邸废墟
在我们有些忐忑不安的紧张中，纳比尔将车小心翼翼地停在一处山坡上的院落里。四周仍然没有一点声音，院落四周楼房的门窗也关得严严实实，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这些建筑物的背后就是官邸。”他说，随后指着近处一栋4层建筑说：“我的朋友住在里面，他家阳台离官邸只有100米远，是最近的拍摄点。”
进那栋房子需要穿过一条三四米宽的小街。纳比尔在街这边站了足足10分钟。街上没有任何遮挡，官邸四周的高地全在以色列狙击手射击范围内。终于，他不紧不慢地走到那边。食指在背后一勾，示意我们跟过去。
男主人的母亲看起来有些不太情愿，似乎是担心在他们家阳台拍摄官邸会招来以军炮弹。男主人反复劝说，中国记者拍照是为了向全世界反映巴勒斯坦人如何受苦，老母亲这才勉强点头。
通过长焦镜头，官邸废墟一览无余。石碓瓦砾之中，只有阿拉法特办公楼依然站立，土黄色的外墙伤痕累累。这栋残余的大楼的窗户都被沙包堵住了，那是用来防止以军飞弹的。办公楼呈长条状，3层高，宽约百米。现在，大楼里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大约250人仍然在与以军坦克僵持着。
男主人说，围攻官邸的最初3天，以军也看上了他家的绝好地形，派兵进驻。晚上，以色列士兵睡在床上，他们全家7口挤在阳台。但士兵没有破坏家里的设施———除了掰断几根楼梯护栏。他们家1岁的婴儿被窗外的爆炸声、炮击声吓得整夜哭闹。3个稍大一些的孩子也都惊恐万分，直往大人怀里钻。
男主人还谨慎地掀起主卧室窗帘一角，指着大约三四米远的另外一栋建筑说：“那是狙击手呆的地方。”
买西红柿要冒生命危险
纳比尔带我们离开刚才那座建筑，来到拉姆安拉最大的菜市场。还没有进菜市场，就先闻到扑鼻的恶臭：这是因为戒严而未能卖完的茄子、西红柿、洋葱等腐烂的气味。这个菜场分为室内、室外两部分，据说解禁时可以容纳两百多个摊位。今天，只有稀稀拉拉的5个菜摊开了张。
62岁的阿布·伊哈布住在紧邻菜场的楼里。他说，在围困官邸前，每周至少有几个小时的解禁期，但现在已经戒严6天了。“家里实在没吃的，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来买点西红柿、土豆，”他说，“这回多买点，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才能买菜呢？”
卖西红柿的纳赛尔把我们拉到室内菜场，这里蔬菜腐烂的臭味更加浓重。角落里整筐整筐的西红柿、茄子都蔫了、烂了。他说自己四个星期前从约旦进口了这些蔬菜，但随即开始的戒严让所有生意都没了。
“我的菜卖不掉，更多的人却没菜吃，”纳赛尔说。
石头与坦克的对垒成家常便饭
入夜，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得知以色列当天拒绝为阿拉法特解困的消息，拉姆安拉开始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晚上8点，近百名巴勒斯坦青年聚集在拉姆安拉中心广场，每个人手里攥着石块———那是为以色列坦克准备的。
在拉姆安拉，在所有的巴控城镇，这种“石头与坦克”的对垒已经成为家常便饭。23岁的阿迪尔说：“我们不能在戒严面前保持沉默。”他说，阿拉法特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都被以军坦克摧毁了。“子弹并不是惟一的战争形式，封锁和戒严正在毁掉我们的生活。”
但是，他的同伴却因看到我们而高兴：“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能在街上看到外国人，说明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并没有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