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推卸责任诡辩术

【台湾《中国时报》文章】题：极端的推卸责任雄辩术———读黄文雄的《日中战争》（作者　杨照）
原文提要　这是一种深具启发性的责任逃避方法。找到一个看似巨大的外在力量，不论是人的、社会的还是自然的，将自我放在这巨大力量里，用此法彰显个人的渺小，进而推论：“我这么小，它这么大，在它的包围逼压下，我怎么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既然别无选择，又怎么会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呢？”
1946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一年多，纽伦堡审判正在进行中，许多日本战犯的陈述终于逼近到一个逃躲不掉的重点：究竟在战争决策中，日本天皇应该负担多少责任？更实际、更迫切的问题是：战争责任可以由东条英机一肩承受，而不必起诉昭和天皇吗？
在这样的肃杀气氛下，天皇进行了一次口述独白，显然是要为他自己辩护。在《独白录》中，天皇回顾自己从1926年登基之后，除了处理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危机，以及1945年决定终止战争无条件投降外，他一直都超脱于政治之上，从不直接干预决策。《独白录》中还特别强调他个人对美、英的好感，可是局势发展结果是，虽然他努力阻止对美、英开战，也无法改变情况。
如果我们相信《独白录》里所说的，那么昭和天皇是无辜的。虽然贵为天皇，他其实没有真正的决定权力。在内阁面前，尤其是强势的阁臣面前，他只是没有自我意志自由的最高位的权力俘虏。对于没有自我意志自由的人，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任何责任呢？
事实上，无论是日本国内或国际上，大部分人都相信由《独白录》形成的这个印象。而且战后昭和天皇也刻意自我压抑、自我取消，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没有意志没有权力的傀儡。战后在麦克阿瑟主导下订定的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天皇不能扮演任何实质的政治角色。大家看到的皇室除了空洞的象征仪式意义之外，被剥夺了一切主动力量，大家看到的昭和天皇、皇后到皇太子、皇太子妃个个都沉默内敛，倒回去推想，也就更相信即使战前，天皇大概也就是这么沉默内敛地接受军国主义的兴起，没说什么也说不了什么！
然而，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让我们看到不太一样的昭和天皇，尤其是战前与战中的昭和天皇。越来越多人相信天皇不只是个消极的国家象征领袖，而是战争的积极发动者，至少是参与者。昭和天皇其实真的参与了战争决策的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他却借着战后的无能形象，成功地卸除了可以沾染上身的任何战争责任。
这是一种深具启发性的责任逃避方法。找到一个看似巨大的外在力量，不论是人的、社会的还是自然的，将自我放在这巨大力量里，用此法彰显个人的渺小，进而推论：“我这么小，它这么大，在它的包围逼压下，我怎么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既然别无选择，又怎么会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呢？”
一种刻意混乱的卸责逻辑
台籍旅日作家黄文雄在《日中战争》书中采取的，基本上就是这种卸责逻辑。在刻意庞杂混乱的行文里，我们可以找到一条主轴，“日中战争”日本不应该被谴责，因为日本是被一个更庞大、无法抵抗的力量给拖着走的。什么样的力量会大到让一整个国家都无法自主作决定，一定要发动侵略战争呢？那就是中国可怕的文化、中国可怕的百年内战。
依照黄文雄的逻辑，中国有着恐怖、残酷、血腥的文化，这种文化必然的根源是地狭人稠的生存竞争。中国天灾不断、人祸绵延，天灾人祸又导致更严苛的竞争条件，于是终极的竞争就演变成了内战。中国自己一直不断在内战中，中国人彼此间的残杀早已存在，动乱不曾止歇，所以日本不可能是制造中国苦难的元凶。
中国人自己内战打来打去，国家乱成一团，日本却倒霉成了替罪羔羊。大家都不愿为内战造成的残破负责，所以就推说国家会那么惨那么糟，都是日本人害的。于是激发了一连串“反日、侮日、排日、蔑日”的言论与行为，使得日本忍无可忍，只好动武教训中国人。
黄文雄努力要建立一个倒转过来的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日本侵略欺负中国人，中国人才“反日、侮日、排日、蔑日”，而是中国人先把自己的问题错误地发泄在日本与日本人身上，日本才不得不应以战争的手段。换句话说，不是日本欺负中国，而是中国先欺负日本。
要作这样的翻案文章，黄文雄也知道这中间还有一个大漏洞有待填补，那就是：如果日本不先参与到争夺中国利权中，如果日本就是和中国划清界线保持距离，怎么会被中国人给选中赖到呢？
在这点上，黄文雄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大东亚共荣圈”说法里。日本要进入中国，也是迫不得已。因为西方列强已经在中国建立据点了，而且中国还和西方列强眉来眼去，很有可能臣服于欧洲势力的支配下，那么不只是日本会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近身威胁，而且亚洲会沦为殖民地，再也无法自主有尊严地发展。
日本进入中国，不只是不得已的，而且还是对中国高度有利的。因为日本不但不像其他列强般夺走中国的财富，还帮中国维持秩序，进行建设。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中国人怎么会非但不知感激，还要选中日本作他们挫折与不满的发泄对象呢？
黄文雄有更惊人的答案。因为“日本最大的失误就是太过温柔，没有彻底镇压中国人”。“中国人在外敌强力镇压下，多半会服服帖帖。蒙古人与满洲人之所以能顺利统治中国人那么久，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实施彻底镇压的政策。”换句话说，因为其他列强都对中国更强硬、更不假辞色，对中国人最温柔的日本才会反而被“软土深掘”，成了代罪羔羊！
这真是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责任脱罪论。
前面提到，《日中战争》的行文其实相当混乱，而且我认为那是黄文雄刻意选择的写作策略。黄文雄在日本一贯的策略就是“仇中”、“扬日”，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排比、堆砌大量资料，可是又故意打乱资料的时间与逻辑顺序，一方面从中获得打混仗雄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制造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效果，误以为那些资料真的可以充分支持他的论证。
模糊了历史资料和论证上的关联
《日中战争》的结论很明白，黄文雄却夹夹缠缠地写，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这样可以缓和论点的激烈冲击性；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理由则是：模糊了历史资料和论证之间的直接关联，也就不必正面去回答“这样的资料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吗？”的关键质疑。
黄文雄提出来的证据，其实和他想要作的大翻案，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累积再多关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负面描绘，也不足以支持日本可以或日本应该介入中国的论点。黄文雄列出的资料，也不足以说明如果放任中国自主选择，究竟会对日本产生多么严重的破坏打击。
更关键的部分在于，黄文雄几乎完全没有碰触日本在作侵略决定时的军部、内阁资料。对黄文雄的雄辩，这部分资料是最致命的。因为这部分资料足以证明，当时日本人的看法，根本不是像黄文雄说的那样。日本人既非纯然被动、都是被中国刺激、诱引的；日本人更非纯粹从与西方列强的自卫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在这些被黄文雄刻意忽略的史料里，明明白白写着日本要成长为一个帝国的野心，而征服中国、利用中国资源，本来就是他们成立规划的帝国的重要步骤。只要随便翻翻这些史料，我们怎么还能接受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是被动、别无选择因而也该毫无责任的说法呢？
很可能黄文雄也知道自己再怎么雄辩滔滔，也过不了这关史料验证。他的反应、他的对策，依然还是雄辩的。他大声指摘中国文化中对于史料的不尊重与恣意篡改。中国自己是个乱改历史、不尊重历史资料的民族，凭什么批评日本对侵略、屠杀的说法有所修正呢？
可是中国人篡改历史，难道就表示日本人应该同样拥有改历史的特权吗？还是证明了中国人不尊重历史，就能反证日本人的说法、写法，一定是对的吗？更矛盾的是，中国人改历史难道就给了黄文雄特殊的理由，可以甚至不覆按日本人自己的史料，任意去建立他的“中国应该感谢日本”的史观吗？
我们知道这些论点、这样的逻辑都是无法成立的。不过黄文雄写的，本来就不是合逻辑的历史，毋宁是一种推卸责任的终极雄辩，一种扭曲的知识特技表演，无关事实，更无关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