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随团出国访问

1951年秋，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团长是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老作家李一氓、刘白羽分任副团长和秘书长。团员有学术界的权威郑振铎、陈翰生、冯友兰、季羡林、钱伟长、敦煌壁画专家常书鸿、导演张骏祥、女歌唱家周小燕等。我作为一个青年外交工作者，能为如此众多知名人士服务，又是第一次出国，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惶恐。
过境香港
建国初期，我们的国际交往远不如现在。那时出国只有两条路，往北经莫斯科，向南经香港。50年前的香港，经济并不发达，英国殖民当局对新中国也不友好，当地的国民党势力还很猖獗。
到了边界，向香港望去，只见人头攒动，乱乱哄哄，使人心神不定，尽管驻港新华社作好安排，可以顺利通过，我的神经还是一直保持高度紧张状态，唯恐代表团的安全出问题。特别是代表团团员乘大巴离走后，我一个人等着押运行李，心里没有底，不知出现意外该如何处理。幸亏新华社陪同的同志告诉我，搬运工人都属拥护新中国的工会，我才略感安心。
代表团这些名人目标太大，新华社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香港后山中国银行宿舍的一座小楼里，远离市区，比较安全。代表团出国之前有纪律，全体人员都不得上街，购物、置办服装等都在楼里完成。新华社香港分社特地为我们请了一位香港裁缝，他很能干，按体裁制西装，24小时便可交货。吃饭、生活统则由一位中年“娘姨”照料。夜晚，由包括我在内的代表团青年人轮流通宵值班，以防不测。如发现意外动静，立即报告新华社保卫人员，由专人处理。还算好，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代表团顺利登船前往仰光和加尔各答。
学会交涉
很快，我们就遇到了麻烦。新加坡是我们此行的必经之地，当时新加坡还在英国控制之下，出国前外交部签证处告诉我们，英殖民当局对中国过往人员在检查护照和防疫黄皮书时常常刁难，应有所准备。代表团领导决定，所有团员一律不在新加坡上岸；同英方的必要交涉，统统交给我具体处理。
我们的海轮驶近新加坡，便有英国快艇冲到船边，一些官员上来要查验证件。按说代表团人员不上岸就无须查验证件，但英殖民当局要求在新加坡海域停留的船只上的所有人员排队等候检查黄皮书，同时附上护照。有一名外交部信使也在船上，我们俩拿着自己的外交护照，又带着其他二十多人的证件，走到等候检查的队伍前边，要求先为中国官员办理。英国人根本不理，板着脸，头也不抬，要我们到后面排队。我要求受到应有的外交礼遇，但对方表示，英中没有外交关系，不存在什么礼遇。双方僵持许久，最后还是等到其他人都办完了才给我们办理。
一个半月后，代表团仍乘英印轮船公司班轮回国，途经新加坡，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经过这一段时间在国外的实地磨练和使馆同志的开导，我有了一些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上船前，我便和轮船公司经理部打了招呼，希望双方合作避免不愉快事件，公司出于商业利益愿意协助。登船后，我先去看望大副，送上一些中国土特产，请他想个两全办法，他说此事包在他身上。船到新加坡附近时，大副请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头等舱大客厅休息，他则领着英国官员到客厅来，我统一将证件给对方查看，就这样，中国知名人士受到了尊重，英国当局也履行了例行手续。
小费学问
如此高规格、人数多的代表团对印度和缅甸正式访问，小费的支出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花销。当时国家经费紧，我这个临时财务主管很有些舍不得。老前辈李一氓说，这是国家的面子费，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代表团领导在新德里住在总统府，大门口有大象站岗，颇有气派。为此，我们支付的小费高达2000卢比（当时折合人民币1000多元）。其他团员都安排在海德拉巴国宾馆下榻。服务人员等级森严，职责明确。我问印方一位青年联络员，宾馆有多少服务人员，他说有近千人，于是又是好几千的卢比作了“面子”。
代表团在印度访问一个月，走访了20个城市，付小费成了我工作的“重头戏”，这里面可大有学问。代表团两次访问马德拉斯。第一次停留时，我按印方陪同的意见，在大旅馆接待处总付了一笔小费，经理喜笑颜开。第二次又回到这里仍住在同家一旅馆。代表团老专家们要热水沏茶，服务人员不予理睬。我细一打听，才知道旅馆统收的小费要等到年底才能发放。不少服务员等不到年终便被解雇，他们常常没有正规工资，靠挣小费生活。我恍然大悟，于是将小费发给每位团员，由他们分别支付。真是立竿见影，各种服务马上变得周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