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周年系列报道之十一这一天促使美国人开始反省

【美国《新闻周刊》9月9日一期文章】题：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一天（记者　乔恩·米查姆）
荷兰学者彼得·海尔说过，历史是一场无休止的论战。“9·11”事件的意义现在成了这场论战的内容之一。为了评价这一天的重要性（当然，现在谈这个问题还显得为时过早），本刊召集美国一些最杰出的历史学家进行了一场非正式讨论，这些历史学家包括美国历史学会前会长乔伊斯·阿普尔比、总统历史顾问迈克尔·贝施洛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克利、因《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传记作家戴维·利弗林·刘易斯以及前总统肯尼迪的特别助理阿瑟·施莱辛格。以下是对这次讨论的摘录。
关于历史地位
记者：一年以后，你们认为“9·11”事件在美国历史上一连串重要的日期中具有怎样的地位？我们会像记住7月4日、12月7日或者是11月22日这样的日子那样记住9月11日吗？
乔伊斯·阿普尔比：我认为它会具有和“珍珠港事件”一样的地位，也就是说它将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不过我认为它不会具有7月4日那样的意义，它也不会成为纪念日。
阿瑟·施莱辛格：这要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我们现在有可能和伊拉克交战，引发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不稳定。问题是，“9·11”是会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呢，还是会导致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围追堵截以及导致警方和情报部门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这一天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是后者，这一天最终可能会更像1898年2月15日那天，美国“缅因号”战舰在古巴哈瓦那港口被炸沉，这是一次重要事件，但它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戴维·利弗林·刘易斯：我同意阿瑟的观点。我们怎样对待这次暴行将决定我们将来怎样纪念这一天。“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有那么一刻令人难忘。美国人开始自我反省，思索我们受到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大的伤害的原因。当有人问到“他们为什么憎恨我们”时，有一大批美国人充满信心地以为，我们会急切地、谨慎地、明智地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灾难的那一刻还在眼前，难道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公民不应该在最初的义愤填膺之后，思考为什么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都说完全有理由不对这次袭击的发生感到惊讶吗？
艾伦·布林克利：我们需要将历史和记忆区分开来。对于经历过“9·11”事件的人来说，这一天令他们永生不忘，正如所有经历过肯尼迪遇刺的美国人都会记住11月22日这一天一样。但并不是说它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比如，我们可以说肯尼迪的死是记忆中的一件大事。“9·11”事件也是如此。我们在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可能都不会清楚这件事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关于冷战
记者：艾伦，你一直在思索有关冷战的问题。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处境和那时有相似之处吗？
布林克利：我从一开始就在想，“9·11”之后的形势与冷战的相似性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冲突。它们有这样共同的特点：冷战是一种模糊的、不明确的冲突，有时它会发展成真刀实枪的交战，但大多时候都是一种对峙局面，这种局面造成双方的所有表现在其他情况下看来都是非常奇怪的。所以，除了爆发某种性质的大规模冲突以外，我认为“9·11”之后的状况是，在多个阵线上展开了既没有明确的结束日期，也不知道是否会结束的长期斗争。
另外，我们没怎么提到这次袭击的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亲眼目睹了袭击的发生，而且不止一次。
阿普尔比：的确，我认为全面记录了这场灾难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使这次事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10年、20年、30年甚至40年以后的这一天都会播放这些画面。
刘易斯：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和肯尼迪遇刺的画面所产生的效果一样。
贝施洛斯：我也这样认为。这些画面将永远给后人带来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他们会知道这一天有多么恐怖。不过他们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次事件取决于未来的形势发展。还是拿肯尼迪遇刺这件事来说，对于有些美国人来说，这次事件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因此发生了改变——比如，如果肯尼迪没有死，我们不会那么深地陷入越南战争。
关于布什
记者：在二战期间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据说有一流的性格，二流的智力，有人说现任总统可能也是如此。你们怎么看待布什现在的所作所为？
施莱辛格：布什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人们对他的期望值较低。他并不愚蠢。我认为他在政治方面是相当有作为的，不过他缺乏好奇心。在我看来，布什对历史没有好奇心，对过去没有兴趣，对未来的兴趣也不大。他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布林克利：我们常常不愿承认，总统是形势的产物，正如他们是与生俱来的一些品性的产物一样。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布什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名不太重要的总统，他的性格和当时的形势决定了这一点。我认为这也是很多人投票选他当总统的原因。你想，如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该有多可怕？一切都非常顺利，他还能造成多大的破坏？
但是“9·11”事件发生后，他有机会成为一名非常重要的总统。从那一刻起，总统的人格、能力和形势之间的结合变得至关重要。我在布什身上看不到罗斯福在发挥领导作用时所具备的那种能力：听取各种各样的观点，必要时能偷偷摸摸或者采取迂回战术，能同时应付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布什是个率真的人，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9·11”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做出了有力的、自信的表态，那个时候，公众正需要这个。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形势需要许多技巧，需要具有应对复杂形势的能力，我没有看到现任总统，或者说现任政府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在那个刹那，形势与个人的结合是非常不幸的。
施莱辛格：袭击事件发生以来，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大家对由布什总统一个人决定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表示默认。似乎在那个黑色的夜晚，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被神秘地取消了。我认为国会议员应发表主张，应重申宪法的要求，即只有国会有权决定是否发动战争。
刘易斯：的确。在我看来，“9·11”事件后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是，爱国主义和官方的恐吓掺杂在一起，最终赋予了总统过于宽松的行动自由。
阿普尔比：我认为这与这位总统的个性有关。布什的支持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他很强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种强大来自于一心要挑起战争的心理。
我觉得这位总统现在有可能使我们重回冷战思维。我们忘了，冷战是一段反常的时期，美国处事的方式并非如此。在柏林墙倒塌后，我们本来有机会恢复威尔逊总统所体现的外交政策精神，但是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正在陷入冷战思维。根据这种思维，我们会认为世界是黑白两色、非好即坏的，我们会成为压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之一。在我看来，这和美国人的人权受到侵犯一样令人担忧。
布林克利：的确，总统的特权急剧扩大。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总统的权力受到了限制。然而现在，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却几乎被随随便便地否定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怎么做并不重要。考虑到我们所具备的实力，世界其他国家总会对我们心存疑虑，这种想法可能也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为缓解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怨恨做点什么。即便在备受批评的越南战争期间，我们有些政策也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如对中国敞开大门、与苏联缓和关系等。所以，我无法想像，我们的国家竟会有现在这样的时候，即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大国，所作所为竟然让其他国家一致对我们感到不满。
贝施洛斯：我同意艾伦的观点。我认为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处于非常危险的时刻。美国，或者说美国本届政府的单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际局势和国际舆论的藐视。我们可能是无所不能的，但我们毕竟不是无所不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