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周年系列报道之八白天黑夜尽是痛

【美国《时代》周刊9月9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9·11”少年（作者　乔迪·莫尔斯）
希拉丽·施特劳赫是一个爱看美食台的12岁女孩，并不是因为她喜欢烹调，而是因为在经过一年的仔细研究后，她发现只有这个频道不会让她想到父亲的死。
新闻频道就不用说了。音乐频道也好不到哪儿去，画面上经常会出现世贸中心轰然倒塌的镜头。就连小孩爱看的动画频道也在播放在世贸中心废墟中搜寻的救援狗的片子。“我最喜欢美食台主持人埃梅里尔了，他非常有趣，而且能分散人的注意力，”希拉丽说，“我并不关心他到底做的是什么，我关心的只是他从来不提‘9·11’。”
在任何情况下，失去父亲或母亲都是极其可怕的经历。希拉丽的痛苦更胜一筹，因为她在电视上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在刹那间消失。那天早上，父亲乔治两次从南楼99层的办公室给家里打来电话，告诉希拉丽的母亲金尼他一切都好，正在等待救援。第一次他很平静，第二次声音哽咽。几小时后，希拉丽看到电视上在不断地重放她父亲所在的那个楼倒塌的情景。
从那一刻起，大家都想帮她摆脱悲伤。素不相识的人送来亲手缝制的被子、玩具和音乐会的贵宾入场券。有一天，一个叫玛丽·穆尔的人在电视上朗诵了一首诗，描述了希拉丽的父亲如何在同事面前谈起自己的女儿。在家乡泽西肖尔，希拉丽立刻被称为“‘9·11’少年”。同学们或者是表现得过于亲热，或者是看到她走过来就赶紧避开。今年春天，希拉丽的老师甚至将她拉到一边，对她说：“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有时希拉丽会参加为遇难者家属组织的聚会，只有在这里，她才会感到自己得到了理解。可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她也会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是对于自己的悲伤谈的最多的一个，于是所有的心理顾问都希望让她加入自己的心理治疗小组。
希拉丽明确表示，她希望和往常一样———最重要的是上学。她只请了两天假，然后就急着回学校了。“当我走进学校时，大家在走廊里排成两个长队，好像我的脸没洗干净一样，”她说。在她不在的两天里，同学们没干别的，就在讨论她回来时他们应该怎么做。有些同学笨口拙舌地表示了慰问，将她的境遇和远房亲戚的去世相比。还有一个朋友说，她完全理解希拉丽的心情，因为她自己的父母离婚了。有些孩子认为应该把攒钱罐里的钱拿出来，捐给遇难者家属。在随后的5天里，全班同学共收集了680美元。
不过，大部分人都是蹑手蹑脚地从她身边走过。“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做，”希拉丽的朋友乔伊·塔迪夫说，“我们表现得过于小心。”同学的种种表现使学校成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方。于是希拉丽开始施展自己那少得可怜的社交技巧：她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她像过去一样准时交作业。当同学们谈起父亲时，她也插嘴讲自己父亲的事。如果需要，她会装出应有的悲痛。“哪怕我很开心，我还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有些伤感，我不愿意也得这样，”她说，“因为我想大家认为我应该伤心。”
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希拉丽在自己的床上难以入睡，于是爬到金尼的床上。她总是做噩梦，梦见家里的房子着了火，全家人被困在房子里面，这个梦从她很小的时候就不断缠绕着她。希拉丽还不断地自责，认为是自己使得爸爸不再回来。
1月15日，金尼收到了来自尸检办公室的一封信。她过去将乔治的牙刷和没洗的T恤交给了该办公室，但上面的基因物质不足以做一次比较。尸检人员需要得到死者的孩子或兄弟姐妹的DNA.金尼无法想象让女儿去曼哈顿的停尸房，面对冷藏柜中支离破碎的尸体的情景。于是，她请收集DNA的人来她家里。他们是在情人节这天来的。程序很简单。希拉丽和金尼用棉签在口腔里擦了一下——金尼也需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她的DNA就可以和乔治的DNA区分开———然后将棉签放进一个硬纸盒里，密封起来。等他们走后，金尼问希拉丽：“你想让他们找到尸体吗？”
“我不知道，”希拉丽说，“你怎么想？”
“我希望而且祈祷他只是蒸发了，我永远都不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他。”
“我也这样想，”希拉丽说。
自从希拉丽接受了父亲不再回来这个现实后，她对他的想念比以往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