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阿富汗外交官

王文天，现供职于外交部亚洲司，主管阿富汗事务。2001年12月14日至2002年2月6日，他作为外交部赴阿富汗工作组的主要成员，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为我驻阿使馆复馆做准备工作。
“9·11”事件后，在美军及阿富汗北方联盟部队的联合打击下，塔利班政权迅速土崩瓦解，阿富汗问题和平解决出现了重大转机。根据形势的变化，我外交部决定向阿富汗派出工作小组，我作为外交部赴阿富汗6人工作组的一员有幸在喀布尔工作过一段时间，友好善良的阿富汗人民，特别是与我们打交道最多的阿富汗外交官，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条件简陋的阿富汗外交部
阿富汗外交部坐落在喀布尔市中心，与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仅一墙之隔。当时的外交部有270多人，比较而言，在阿富汗临时政府中算是个大部了，而且是阿临时政府中职能最健全的部之一。外交部下设礼宾司、经济事务司、新闻司和若干负责双边关系的政治司，主管中国事务的是第一政治司。
外交部办公楼从外面看上去还挺像回事，灰白相间的大理石贴面，显得很高贵豪华，与周围断壁残垣的建筑形成明显的反差。应该说，外交部办公楼是喀布尔市目前最好的建筑之一。然而，楼里的情况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了，房间四周的墙壁表面剥落很严重，楼梯口铺的地毯早已破旧不堪。房间里虽有暖气设备，但因年久失修，只能成为摆设了。时值隆冬，因为没有供暖，大楼里十分阴冷，有的办公室靠煤油炉取暖，由于燃烧不好，散发着刺鼻的煤油味。
我们经常去的外交部礼宾司长的办公室里仅有一张十分破旧的写字台，和一部充当摆设的电话机（喀布尔的电话系统早就瘫痪了）。其他官员的办公室内更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人们很难想象，阿富汗的外交官们就是在这样差的办公条件下，为拓展对外关系，重树阿富汗的对外形象而默默地辛勤耕耘着。
外交部里的“旧”外交官
我们刚到达喀布尔的时候，虽然阿富汗临时政府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根据波恩协议即将出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阿卜杜拉先生已经在外交部主持工作了。由于当时正值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不久，临时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对外交队伍进行清理整顿，因此很多官员是塔利班时期留下的。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前往机场迎接我们的外交部礼宾司代理司长就是塔利班时期的外交官，他的英语水平稍差一些，但态度非常谦虚，手里随时拿着一个破旧的笔记本，记录着需要立即办理的事情。有一次，我们随便和他聊天，从谈话中我们得知，他是在外交部干了十多年的职业外交官了，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了。于是，我们好奇地向他打听塔利班时期外交部的情况。当我问他外交部的办公设备为什么这么少，是不是让塔利班搬走了时，他告诉我们，“其实，塔利班的官员都非常简朴，塔利班时期的外交部里就没有像样的办公设备，外交官们席地而坐办公是很平常的事”。当问及当时的生活待遇时，他很简单地告诉我们，“与现在差不多”。此时，他的脸上露出十分无奈和惆怅的表情。
后来，我们得知，临时政府为了充实自己的外交队伍，陆续从反塔利班联盟驻外使馆抽调了部分高级外交官回国工作。与此同时，塔利班时期的外交官只有一些素质较好而且级别较低的官员被留了下来，或被派往驻外使馆工作。我们认识的这位塔利班时期的外交官也被调到阿富汗驻沙特使馆当一等秘书去了。他的调任是工作需要，还是与他的背景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甘守清贫的阿富汗外交官
由于多年战乱，阿富汗的国民经济完全崩溃。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没有启动资金，外交官的工资大约只有30美元，根据当时喀布尔的物价计算，30美元仅相当于几公斤羊肉或牛肉的价格。工资低姑且不论，问题是经常拿不到工资。
我们工作组在阿富汗时，联合国驻阿机构曾数次召集各国驻喀布尔机构的官员，呼吁向阿富汗临时政府募捐启动资金，面对临时政府在经济上的窘境，我国政府慷慨解囊，向阿临时政府赠送了100万美元的现金，这笔捐款是汇到阿富汗临时政府账上的第一笔现金援款，帮了临时政府的大忙，卡尔扎伊主席和临时政府对此十分感谢。
在我看来，阿富汗的外交官们称得上是本国精英，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即使是在刚刚实现和平的阿富汗，他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比外交官待遇好得多的工作。比如，中国大使馆雇用的一名文职雇员，他每月可拿200美元的基本工资，如果加班还可以拿到可观的加班费。就连大使馆的花工和司机每月的基本工资也高达100美元。如果给当地的外国人临时当翻译或向导，收入则更加可观，大约每天可挣100至200美元。香港凤凰卫视在当地雇的翻译，每天工资就是200多美元。要说这么高的工资待遇对外交官们没有吸引力那是假话，但如果大家都去挣大钱，那么工作又交给谁来干呢？
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万事都要从头来。阿富汗外交官们的工作也非常辛苦。特别是刚刚建部的头几天，外交部的官员们几乎每天干通宵。当时阿富汗驻华使馆的代办霍塔克先生也在喀布尔，他是应召临时回国参加外交部的筹建工作的。从他那常常熬得通红的眼睛不难看出，外交部的工作有多么辛苦。特别是由于当时没有电话，外交部就连搞一次记者招待会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往往要出动许多人，分头去通知各国驻喀布尔的外交代表。工作强度大，工资收入低形成明显的反差。
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一位阿富汗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他叫巴舍尔。他是我在喀布尔认识的第一个阿富汗外交官。我们刚到喀布尔时，他是我们工作组的联络员，与阿外交部的联系全靠他。巴舍尔看上去非常忠厚，说话细声细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待工作的态度非常认真负责。有时因为活动安排得比较紧，我们回饭店吃饭时，他索性等在外面，连饭都不回去吃。
有一次，我问他，你知道给外国人当翻译和向导一天能挣多少钱吗？他回答说，“当然知道，相当于我干一年的工资”。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干翻译时，他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给外国人当翻译去了，谁来接待中国朋友呢？”时隔几个月后，当我随唐家璇外长访问阿富汗时，我在喀布尔机场又看到了巴舍尔。巴舍尔看到我显然十分高兴，亲热地和我拥抱。显然，他始终没有离开外交部，仍然默默地坚守在自己平凡、清贫的岗位上，做着在他看来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巴舍尔和他的同事们知道，自己的祖国刚刚从战乱中解脱出来，国家的恢复与重建需要他们，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构筑多灾多难的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他们虽然清贫，但却心甘情愿。
我为巴舍尔甘守清贫，乐于为国家奉献的精神所感动。由此我联想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大批的海外赤子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他们不也正是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吗！我相信，在阿富汗像巴舍尔这样的外交官一定还有很多。也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巴舍尔这样的普通阿富汗人，我坚信阿富汗一定有希望，阿富汗的和平前景一定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