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五星红旗猎猎

当以色列坦克包围加沙后，加沙就变成了一座围城，一个火药桶。面对炮火，留守在前沿阵地的中国外交官、穿梭在最前线的中国记者，还有远嫁而来的中国妇女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只要他们在，五星红旗就会继续在加沙飘扬下去！请看——
4月中旬的一天，记者从加沙南部采访归来，天色不是很晚，却突然发现有两辆以色列装甲车横在前方道路中央，当时四下静悄悄的，看不见任何巴勒斯坦的车辆，怎么办？原地等待？到天一黑，以军就会将加沙的所有交通线彻底切断，坦克炮火对一切移动目标都“格杀勿论”！
不能犹豫，记者从车内拿出一面五星红旗，站在吉普车的踏板上，迎着猎猎海风，向对面的以军呼啦一下展开，以军士兵马上举起望远镜，装甲车上的机枪随后就掉转到了一边。五分钟后，记者的车顺利通过关卡，向加沙城驶去。
记者在加沙有四件“宝”：五星红旗、相机、笔记本电脑和防弹背心。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人们也许很难感受到，国旗和国旗所代表的一个强大而团结的国家有多么重要！
穿梭在最前线的红马甲
托以色列人的福，加沙面粉供应缺乏已经半个多月了。少了阿拉伯人赖以糊口的大饼，满街却建起了形态各异、功能不同的街垒和暗堡。这就是现在的加沙，一座围城，一个火药桶。
记者的液化气也在两天前告罄，送气的人迟到了24小时。时局如此，有人管就算不错了。不知不觉，饿了两天，按阿拉伯人斋月里的说法，“饥饿有益健康”！
如果说这算是一种“难”的话，记者在加沙每当遇到类似难题总会想到一个人——新华社加沙分社的第一任首席记者马晓霖。他总是身穿一件像五星红旗一样鲜艳的红色马甲，穿梭在巴以冲突的最前线。在向中国广大读者报道世界另一端正在发生可怕杀戮的同时，他以这种抢眼的方式，暗示着冲突双方：一向主持正义的中国，正通过自己的记者，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马晓霖有一句话，凡事背不过一个公理。他在加沙工作了漫长的3年，在巴以冲突的硝烟里，用中、外文写下了无数激烈抨击以军暴行的文字。他说：“反正以色列人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不对，这就是问题的根儿，凡事要讲理嘛！”
在马晓霖离开加沙回国后的日子里，记者的一大乐趣就是打开电脑，欣赏他拍摄的数以百计的珍贵照片，其中不乏燃烧着汽车轮胎的加沙街道，以及被以军催泪弹逼得无处藏身的巴勒斯坦投石少年，有惨不忍睹的尸体和悲痛欲绝的巴勒斯坦妇女，有端枪向镜头瞄准的以军士兵，还有休假在家同女友一起欣赏海边落日的以色列大兵……
马晓霖在加沙的传奇经历和他所追求的“理”字，从这些照片中清晰可见，从记者后来接触的各路外国记者的口中也时有耳闻。在各国驻巴勒斯坦的记者当中，他和中国所持的立场，始终掷地有声。
办事处就是祖国的延伸
每当记者来到中国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办事处，抬头看见飘扬在小楼上的五星红旗，都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办事处位于被以军炸毁的阿拉法特总统府和一处难民营之间。这两处地方历来都是以军战机轰炸的重点，所以，只要有战事，办事处的前后———按照办事处人的说法——就很“热闹”。
记者深夜采访办事处主任吴久洪的时候，他刚吃完饭，正在办事处的小院里散步，手里的小半导体里传出以色列电台滚动播报的新闻。
记者问：“您在加沙工作两年多的时间，正好遇到巴以矛盾激化，办事处的人员从十多个减到只有三个，而您始终主张坚守，难道您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吴主任想了一下说：“以色列因为不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所以不承认我们的外交人员身份。我们每次前往约旦河西岸去见阿拉法特要通过以色列的埃雷兹检查站，每次过关都很麻烦。不过我们在中国驻以色列使馆的帮助下，最近已经解决了身份问题。”
“至于其它危险，”吴主任说，“主要是在去西岸，尤其是在去拉姆安拉的路上。有好几次，我和司机王存发在途中遭遇巴以双方冲突现场，也尝过以军催泪弹的滋味。有一次，巴勒斯坦人向以军关卡扔石块，以军向他们开枪，我们正好被堵在路中央，既是挡箭牌，又是活靶子，滋味不好受，好在当时以军用橡皮子弹打了一阵才用实弹开火。”
记者追问：“您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吴主任笑了笑说道：“我说了你别奇怪，我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以色列的决策总是太出人意料，增加了我们对未来巴以局势分析的难度。”
他紧接着解释说：“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精干的班子，生活上的问题，无非自己洗衣做饭，将来如果需要，还有安排撤离的事，这些我们都早有准备。我们现在主要精力全放在追踪巴以局势进展，以及在我国领导人和巴方领导人之间建立快捷联系方面。”
他接着反问道，我们为什么留下？为什么要在困难中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中国外交的前沿阵地，涉及到中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前哨。的确，无论局势怎样变化，办事处就是祖国的延伸，只要他们在，五星红旗就会继续在加沙飘扬下去！
“我们在留守期间没有任期”
记者曾多次搭乘办事处的车，司机王存发是个心宽体胖的北京人，孩子在家上中学，正处在“关键”时期。
王存发有两样“绝活儿”，第一是他根本不懂阿拉伯语，却照样可以和巴勒斯坦人叽里呱啦地聊天，据说这是长期驻外“憋”出来的“毛病”；第二是他虽慢条斯理地开车，却总能在最短时间内到达任何目的地，据说这是长期在国外开车练出来的本事。
当记者和他聊起北京，说到在京郊钓鱼，他的话匣子总是没完没了，可是一问到想不想回国，他的回答却总是一句话，吴主任说过，我们在留守期间，没有任期……
办事处的邓成华是个沉默的老同志，有着南方人坚韧的性格，从来都不声不响地担负着繁重的内务工作。他有胃病，但现在只能自己做饭。他唯一锻炼身体的方式就是在办事处的小院里来回踱步。
每当记者由于工作原因同他一起办事，老邓总能说出一大堆问寒问暖的亲切的话，同时又不声不响地将所有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然而，记者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老同志所忍受的孤独，恐怕远比我们年轻人暂时经历的寂寞，要深沉得多。
遗憾的是，当记者搞“突然袭击”专门前来办事处（因为所有办事处人员此前都拒绝与记者“合作”），为坚守的同志们照相留念的时候，却到处找不到老邓的影子。老先生后来给吴主任打电话说他有事，不想照相，而且上了年纪的人照出来的相片，恐怕会“影响办事处的形象”！
“不能让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曲阳是北京人，7年前远嫁到当时充满希望的加沙，如今是加沙唯一的华侨。虽然平时不讲汉语，但对记者一开口还是流利的京腔。说到目前的局势和她的去留问题，她很为难，因为她已经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他们都没有中国护照。
记者问她，为什么不回中国去，万一以色列打进加沙，这里的情况只会比西岸的杰宁更糟糕。她的回答倒很干脆：“孩子回不去，我也不回去。另外还有丈夫呢，我走了，他怎么办？再说，咱们堂堂的中国还能把我这个弱女子丢弃不管了？”
记者说，就不能先把孩子带走？她说：“不行，不能让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再者说，我和丈夫在加沙辛辛苦苦创下的事业，我们的公司怎么办？我丈夫一家老小都在加沙，他们的家族公司全靠我丈夫支撑，没了他，怎么活？”
记者的问题很难再问下去了，因为今年过年的时候，曲阳和她5岁的儿子曾到分社做客，那是个非常活泼的混血儿，一口地道的加沙阿拉伯语，汉语听得懂，却不会说。她的女儿6岁，上小学一年级，听说是个文静腼腆得要命的女孩子，但和母亲特别亲。
曲阳在加沙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经过多年经营已略具规模。但自从以色列上月开始封锁加沙的海陆口岸，她的公司受到很大影响，资金和货物的周转都成了问题。在谈到当初的选择时，她也表现出些许后悔。不过，事已至此，她选择自己为家庭作出牺牲。对此，她像所有中国传统妇女一样，毫不犹豫，也并不后悔。
其实，并不只是曲阳一个人当初认为巴以会实现和平，包括办事处和在这里工作过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局势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究竟是沙龙的难以捉摸，还是阿拉法特的过于坚持，孰是孰非，也许只有在将来才能够回答。
不过，相信在她的心中，一定还有一个信念：无论时局怎样发展，无论自己必须同巴勒斯坦的亲人一起经历什么样的磨难，只要有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加沙上空飘扬，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

办事处留守人员吴久洪（左）与王存发

中国驻巴民族权力机构办事处

曲阳和她顽皮的儿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