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左右诸多掣肘　日本传媒“欲语还休”

【日本《福布斯》月刊5月号（提前出版）文章】题：日本传媒屈从于政治压力（作者　本杰明·富尔福德）
《朝日新闻》编辑部的落合博美指出，在许多场合，日本的所谓言论自由只是装装门面。他所在的报道小组曾对80年代发生的里库路特事件进行过独家报道，揭露出不少政治家用其政治影响做交易、以低价购买里库路特公司原始股票的行径。在日本，通常这类事件都是因执政党内派系之争而曝光，靠传媒调查揭开真相的实在少之又少。
据说在报社内部，采访政治家后写稿时为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不利，常常会把关键之处略去不提。举个典型的例子，在2001年7月参议院选举举行前夕，《读卖新闻》曾刊登大意为“自民党14名议员接受了企业的大力资助，明显代表企业方面利益”的报道，记者完全知道这些政治家的名字，也清楚提供资金的企业名称，可是记者及其上司就是拒绝透露。
上述日本特有的报道规则，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而记者俱乐部制度则是一个重要因素。该制度创立于19世纪下半叶，既类似新闻记者同业组织，也是允许采访内阁成员的官方场所。不久它就成为专门的“同业集团”，开始与政治家有着密切联系。政府或一些大企业会向供职于某特定报社的记者无偿提供办公场所和通信设备等等。于是双方暗中达成了不写批评稿件的默契。在频繁出现反政府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加入记者俱乐部的传媒曾发表支持政府的声明。这一情况现在依然没变。
人们不时可以看到“跟班记者”紧随内阁大臣身边几近阿谀奉承的形象。不过，谁要是写了招惹他们生气的稿子，自然就被晾在一边。譬如说，“跟班记者”们应邀来到官邸，得到与首相闲谈的机会，此时如果某记者得到一点信息写出了不合首相心意的稿子，那么下次他就不会再受到邀请。
“报刊是知识分子办的，黑社会分子卖的”，《现代周刊》前主编元木昌彦如是说。此外报刊处理警察陷入犯罪问题时也很感棘手。元木举了一个例子，该刊物曾刊登文章举证7名警察追随奥姆真理教，并指出其中一人还是狙击国松警察厅长疑犯。但在1年之后，大报才刊登该疑犯供认犯罪的消息。
对于银行的经营危机，报社也不愿披露真相，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报社广告收入和经营。
外国传媒开始给日本传媒带来冲击。路透社和布隆伯格商业新闻社在金融信息报道方面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目前在日本各自占了260亿日元的销售额。
布隆伯格商业新闻社曾向东京证券交易所记者俱乐部提出申请，希望出席面向媒体的企业业绩发布会，但却遭到拒绝。当时该社驻东京分社社长强行进入会场，事实上参加了发布会。
去年该社新闻产品销售额比上年有了两位数的增长，而其日本对手的业绩则跌落了35%。
外国新闻社在日本打开局面的一个原因是，读者欣赏它们对不利于企业的事实不加隐瞒的作风。
布隆伯格商业新闻社亚洲地区部长说，由于登载了有关债券发行的负面报道，日本金融机构一直以停止订阅为由进行威胁。
总之，阅读英文经济报道的日本人不在少数，这真是日本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