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眼中的中国

知道阿·卢金，是通过阅读他撰写的大量有关中俄关系的文章；结识他，则是在中国驻俄大使馆举行的“纪念新华社成立70周年”招待会上。说实话，至今我仍很难把这张略带腼腆、颇有些孩子气的脸同那些言之有据、客观深刻的文章联系起来。
今年40岁的阿·卢金可谓“将门虎子”，其父弗拉基米尔·卢金现任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他本人则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系副教授、俄罗斯政治法律研究所所长。阿·卢金1978年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中文，就是接受了对中国充满信心的父亲的建议——尽管中国目前不发达，面临种种困难，但在未来世界里，它必将占据重要位置。这句话，阿·卢金至今记忆犹新。
“日新月异”取代“落后”
阿·卢金首次踏上中国大地是1983年，当时他到苏联驻华使馆实习。80年代初的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落后”。但令他高兴的是，当时景山一带刚刚开张了北京头一家私人餐厅，那里物美价廉的中国菜让他过足了嘴瘾。
后来，每年他都有机会去中国一两次，中国的“日新月异”逐渐取代了他记忆中的“落后”。北京、上海、哈尔滨、石家庄、洛阳……到处都给他耳目一新的感觉。笔直宽阔的道路、穿梭不停的车辆、丰富多样的商品、从容购物的人群，这一切都让他由衷地感慨：“这十几年，俄罗斯在倒退，中国却发展得太快了，人们的日子过得真不错！”
阿·卢金赞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他更钦佩中国那些不为经济利益所动，全心全意做学问的人。他说，中国有很多学者，不追名逐利，专心致志地在某个领域钻研，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当然，这些人能够心无旁骛地搞学问，跟中国政府不断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的政策很有关系。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1984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的时候，他老师每月只挣80元人民币，而现在，北大老教授们每月的收入都在8000元人民币以上。与之相比，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待遇要差不少，教授们每月能挣四五千卢布（约合人民币1500元）就不错了，难免会有后顾之忧，也怪不得大量人才从俄罗斯流走了。
中国青年更理智了
在朋友圈子里，阿·卢金是大家心目中的“中国通”，所以常常有人和他交流对中国的看法。他说：“上了年纪的俄罗斯人至今还怀念50年代的中苏友谊，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而是他们的‘穷亲戚’，两国各有各的困难，应该相互扶持。”
阿·卢金接着说：“俄罗斯年轻人对中国却没有这种深厚的‘历史情结’，在他们眼里，中国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吗？中国生产的商品没有美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质量好，中餐也不像法国大菜那样排场，他们更青睐欧洲那些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不过，年轻人也知道，中国作为俄罗斯的近邻，两国不仅在经济上有良好的合作前景，而且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有诸多共同利益，这就要求中俄今后要继续加强联系。”
阿·卢金较为欣赏现代的中国年轻人，他认为他们比8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更冷静而理智。在他的记忆中，80年代的中国人真有些崇洋媚外，在对西方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崇拜。现在，中国人理智了许多，尽管每年都有不少年轻人到国外留学，但他们主要是想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确定自己的去留。
阿·卢金很欣赏这些年轻人的做法，他认为走出国门看看是非常必要的，他本人在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之前，也对西方充满了想象，到了之后才知道想象与现实之间差异很大。而且，他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选择学成归国道路表示赞赏，认为他们具备了真正的鉴别力，自然也更清楚今后的道路该怎样走。
保留传统的中国特色
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阿·卢金也喜欢在中国的城市“访古”。在他想象中，中国各城市应该是一本流动的中国历史书。但令他遗憾的是，中国为了加速城市建设，盖起大量高楼大厦，中国的传统风貌在许多城市荡然无存。好在北京一些旅行社推出的“胡同游”，帮他实现了亲眼看看老北京生活的愿望。但他更希望今后中国在建设城市的同时，想方设法保留城市原有的一些特色，给后人留下了解城市历史的窗口。他说：“中国有一些人认为，凡是旧的、老的，就该被改变，被推翻，这不对。中国历史是值得研读和发扬的宝库，传统的中国特色值得保留。”
阿·卢金喜欢今天的中国，但他也注意到了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地区间发展差异太大、人口过多、国企改革困难等。但他认为，这些问题慢慢会得到解决，人们应该充满信心。
热爱生活的阿·卢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物质财富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人应该学会发现生活中的闪光点。他不无遗憾地说，一些中国朋友欠缺的正是以一颗平常心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的“本领”。因此，他祝愿所有的中国人能用心体会身边的一切美好，把日子过得舒适而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