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冠军贪渎案”到“泄露国家机密案”台湾再掀滔天浪矛头直指李登辉

3月20日清晨6时许，台湾“高检署”大批检调人员兵分三路，同步查抄了台湾《壹周刊》总公司、承印该杂志的秋雨印刷厂及该刊记者谢忠良住处，原因是：将于当日出版的《壹周刊》根据负案在逃的“国安局”前出纳组长刘冠军提供的“极机密”材料，详细报道了该局的“奉天专案”和“当阳专案”，揭出当局自1994年以来设置秘密经费支持情报活动及大搞“金钱外交”的黑幕。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查，检调人员以“泄露国家机密、危及国家安全”为由，查扣了16万册成品、半成品杂志和印刷网版，带走了谢忠良的私人笔记和文件，并口头要求不得继续印制这一期的《壹周刊》。但是，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刊登有《国安局奉天、当阳专案大曝光》的《中国时报》已抢先上市，刚被查抄过的《壹周刊》也置禁令于不顾，赶印32万册杂志上架出售，仅一天之内，就有逾10万本杂志流入市面。
延宕将近两年的“刘冠军贪渎案”，至此爆炸性地发展为“泄露国家机密案”，台湾政坛再起轩然大波。
巨额公帑　当成“私钱”
台湾《壹周刊》及《中国时报》报道，因贪渎案遭通缉并潜逃海外的刘冠军，日前提供了两份“极机密”和“绝对机密”的文件及相关说明。材料显示，1994年间，时任“国安局长”的殷宗文在李登辉授意下，将该局历年结余经费以工作支出的名义留存，设立总金额35·037亿元新台币的“奉天专案”和“当阳专案”，两项基金经由孳息及投资股票等方式获利约9亿多新台币。在此过程中，“国安局”谎称经费来源是向“行政院”争取到的专案预算，并伪造决算报表以应付审计部门的审查。
这笔巨额资金最初由“国安局”历任会计长直接操办，以支票存款方式分别存在台湾的几家大银行，每年年度结束时办理结算，由“国安局长”直接呈李登辉批阅，局内连副局长都不知情。在两份曝光文件的影印件上，李登辉批示的“可”、“阅”字样清晰可见。
文件显示，由于相关经费运用不受任何法定监督，这些秘密帐户演变成李登辉个人的“法外小金库”，用来从事情报搜集、推展“务实外交”及进行“两国论”研究等各种幕后活动。
根据这份材料，“奉天专案”总额逾30亿，分成“701专案基金”、“331专案基金”及“明德专案基金”，用于特定的委托研究及情报专案。“当阳专案”总额5亿多，也设立了“安朋专案”等4个基金，除“长荣专案基金”是为掩护机构的成立提供经费外，其余均以孳息方式支应“国安局”外围组织的经费需要。
不过，根据台湾亲民党所掌握的具体资料，这笔秘密款项还远不止目前披露出的35亿元新台币。据该党“立委”透露，“奉天专案”所有迄今未曝光的款项加起来应该有60多亿元新台币，另有20多亿去向不明，也还有五到六个极机密的专案未公开。
疑点重重　扑朔迷离
究竟是谁将这两份“极机密”、“绝对机密”文件提供给媒体？真的是刘冠军？还是另有其人？
据台湾报纸报道，在台湾的情报圈里，有人怀疑说，“刘冠军案”查了将近两年，好不容易快要结束了，刘冠军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出来“爆料”，岂不是逼着上头非把他逮回来不可？
如果“爆料者”不是刘冠军，那么此案是否牵涉“国安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不然，为什么去年会出现“刘冠军案”调查笔记神秘曝光？为什么在“国安局”提供给监察委员的档案中，从未见过被曝光的秘密帐户相关文件和资料？相关资料先是被提供给了《壹周刊》，在《壹周刊》仔细查证期间，同样的资料又被送往《中国时报》，种种处心积虑的安排，是隐身海外的刘冠军单枪匹马能够做到的吗？种种疑团，使这桩错综复杂的泄密案更显扑朔迷离。
《中国时报》报道，据有关单位研判，机密文件应该并非刘冠军所泄漏，一是有些机密非刘冠军所能接触到，二是刘冠军一年半以前即已出逃，没理由现在才外泄。根据种种迹象，“国安系统”估计此事应为情治系统内部人员所为，并故意使用刘冠军所用的EB28复印机，以图转移视线。报道说，目前已锁定特定对象侦查，包括现役与退役情报官员。
危机处理　全面“消灾”
“奉天”、“当阳”专案曝光让台湾当局感到前所未有的惶恐，陈水扁指示“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全面“补救”、“消灾”。据小组人员透露，分析《壹周刊》、《中国时报》的报道和亲民党掌握的材料，又根据从海外传回的“灾情回报”研判，泄密情况远比预期还要严重，甚至“比1996年台海危机时更难以补救”，台湾多年来为推展“务实外交”而在海外布建的地下管道和外围机构“几乎全毁”，要恢复所有运作机制需要三四年时间，甚至要从“负数”做起。
小组人员表示，目前泄密案已引起“国际关切”，部分“情报合作对象”已向台湾提出严重警告，有的还要求停止现有的合作案。由于泄密案确实牵涉台湾在海外的情报网络和与美、日安全合作的实质内容，触及美、日政坛重量级人物，不仅对台湾的情报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而且严重损毁台湾与“友邦”的信任机制，未来重要“盟邦”与台湾关系是否发生倒退，相当令人忧心。
据悉，当局的“危机处理”正分内外两部分进行。由于事先得知媒体即将报道这两份机密文件，危机处理小组已提早三天成立，协助“国安局”进行善后，与各地据点联系，“尽可能撤出相关人员”，“能救多少是多少”。由于媒体在报道秘密基金走向时，已将“国安局”虚设的贸易公司名字或帐户刊登出来，当局研判泄密案的“重灾区是香港、澳门及中国内地的情报网”，遂加紧展开各种销毁证据、撤走人员的动作，与美、日的安全合作对象也要“设法保全”。
对内则设法封住机密泄露的出口，同时侦查泄密源头，不久还将对“国安局”进行人事改组。据台湾报纸报道，泄密案发生后，陈水扁在公开场合痛斥“国防体系有漏洞，少数人的风纪与忠诚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看来，台湾“国安”与情治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一波大改组。
当局人士忧心忡忡地表示，眼下最可怕的是不知道还有多少机密将要外泄，也不知道局面有没有失控的危险，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台湾“对外工作”受挫的局面很快就会显示出来。
政治效应　日益显现
两大专案曝光，首先引发的争议是，能否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媒体的新闻自由。媒体方面认为，泄密案本质上是当权者的滥权、贪污、渎职行为，陈水扁不追究李登辉的政治和法律责任，却动用“国家机器”搜查媒体，是打压新闻自由，与过去国民党对待“反对党”的手段如出一辙，与他标榜的自由、人权理念背道而驰。
情治系统则争辩说，“国安系统”有弊案，新闻界怎么查都是天经地义，但将标注“极机密”、“绝对机密”的文件曝光，就成了“危害国家安全”，两者间必须有所区隔，不能将新闻自由无限上纲。据报道，事发后，检调部门除传讯《壹周刊》记者谢忠良外，《中国时报》总编辑黄清龙也被控泄密。
除新闻自由外，争论还进一步扩大到法律与政治责任问题。泄密案曝光，前领导人李登辉首当其冲，据报道，李登辉对此“甚为震怒”，声称他“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从事秘密工作，一毛钱也未进私人口袋”。有媒体嘲讽，李登辉主政时统帅大权一把抓，丝毫不容侵犯，爆发争议后却总能置身事外，全身而退，成了永远的政治弊案“不沾锅”，台湾的事到底是谁在说了算？《联合报》认为，无论李登辉如何以“国家安全”为挡箭牌，设立帐外帐就是违法操作，“国家元首违法在先，混乱现行体制在后，这不只是法律问题，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李登辉是秘密帐户的始作俑者，陈水扁则是直接受益人，他上任以后，继续使用这些机密预算。媒体质疑，如果没有这些帐外“资产”，陈水扁上任时的台海危机不太可能得到化解，他也很难那么快就在美国大搞“过境外交”，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和汤曜明抵美活动可能都难以展开，陈水扁是否会掩护李登辉到底？这其中的法律与政治责任，他将如何来承担？
此事更深一层的影响还在于政党及政治人物间的权力斗争。机密帐户被媒体率先曝光后，亲民党“立委”说，他们手中还有更多机密资料，何时才会抛出，与该党打击弊案的日程和策略有关，“应该配合下届总统大选再出手”。而视李登辉为“精神领袖”的台湾团结联盟则立即将矛头指向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说他在美国期间曾与“国安局”人员及刘冠军本人有过接触，是泄密案的幕后指使者，是为当年的“兴票案”进行“政治复仇”。
不可避免地，泄密案又在“立法院”引爆不同党派“立委”间激烈的口角冲突，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抨击“在野党”作秀，“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国民党、亲民党则反击“泛绿军”是为李登辉收拾烂帐，双方高声叫骂，场面混乱不堪。3月22日，“立法院”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局预算外秘密帐户委员会”，追查秘密资金的全部流向，杜绝类似黑箱操作的事情继续发生。民进党和台湾团结联盟虽不反对成立这个委员会，但认为在相关法令完成前，这个委员会不应运作，否则将造成大量机密外泄。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台湾当局都面临一轮新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