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倡导香港公务员新文化

【香港《星岛日报》3月13日报道】题：曾荫权要公仆“精快俭”
面对港府财政赤字创下历史高峰，港府锐意节流，公务员亦成为“开刀”对象。作为公务员之首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表示，财政困境虽然带来挑战，但亦为公务员体制改革带来新的契机。
提倡“精快俭”
曾荫权表示，预算案提出2006—2007年达到收支平衡，这不仅是梁锦松的目标，而且是特首董建华、他及梁锦松的共识。因此，未来数年港府“控制开支的决心将非常坚定”。
预算案中提出未来数年的开支实质增长不会超逾1·5%的水平，曾荫权表示，要达到此一目标，可以有三种途径：
第一，结构上作出简化，包括检讨目前的政府层级是否要那么多？是否可以缩减层数；
第二，程序上进行电脑化，政府不能为了保住人手工作而拒绝电脑化，应考虑各项工作及政府服务如何更有效率；
第三，在政策和服务方面作出优先次序的选择。政府要有明显的工作议程，才能让资源用得更妥善。
曾荫权承认，为了控制开支增长，应与公众商讨，某些不必要的服务，是否需要继续维持。而政府若停止某种服务，一定会向公众咨询。
他说，在订定优先次序时，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优先。例如政府最高层次的优先是教育、环境、治安；而其他层次其他部门亦有其他的优先，“有些可以有高一点的增长，有些增长可以低于1·5%”。
至于具体紧缩开支的方法，则会由新上任的问责官员制定。曾荫权表示，在这过程中，部分公务员工作岗位可能会有改变，甚至可能会有选择性自愿流失计划，但他强调公务员要有稳定的制度。“我们也不想公务员会有大流失、大变动，使政府服务颠三倒四，朝令夕改，今天有这样的服务，明天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不能一刀切地更改公务员制度。”
曾荫权同时强调，在经济衰退下，公务员的管理文化要有新的转变。他提出精美、快捷、俭朴三个新文化的指标，他说，在新的环境下，政府服务已不能普普通通，而是要精、要快、要具有竞争力，同时要俭朴。他说要做到三者兼备，才能解除市民大众与公仆之间的隔膜。
官民同甘苦
在经济不景气下，预算案提出公务员减薪4·75%的“假设”，而社会要求公务员减薪的呼声亦极高。曾荫权表示，公务员同意要与普罗大众同甘共苦，但他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出现对抗式的看法，“将公务员和普罗大众分为两个社会”，亦不能随便要减多少便减多少。
他说，公务员、资助机构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占社会1/6到1/7人口，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应有我与他的分别”。而公务员亦愿意跟普罗大众同甘共苦。他说，“公务员制度要平稳，薪酬不能大上大落”，但不等于政府控制开支的决心不充分。
对于过去几年政府机构过分臃肿的说法，曾荫权表示，1998年政府的编制是19·4万人，1999年增至19·7万人后，即逐年减少，这个财政年度政府的编制是18·7万人，而下个年度编制更会缩至18·1万人。他说，不能因为突然见到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大了，就说是公共机构膨胀造成，“最重要是饼缩了，经济衰退下，公共开支比例才大了”。
高薪聘人才
港府即将向立法会提出新的高官问责制度，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暗示，问责制官员每年薪酬会比现时局长级官员薪金加津贴的360万元为高，这样才有足够吸引力令公营部门和商界人才加入政府。不少公务员都担心，新加入的问责制官员不能融入公务员的文化，但曾荫权并不担心从外引进的问责官员与公务员系统产生融合问题，并以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和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为例，指他们与公务员系统的合作没问题。
不过，他也承认，商界与官场截然不同，做官员要十分谨慎。至于高官问责制对公务员文化的影响，曾荫权提出四种“坚定不移”精神：一、保持内部辩论，讨论达到最完善最好的结果，才推荐给政策官员；二、要量才而用，按每人的资历才能委派工作；三、廉洁体制；四、维护集体制，没有决定前，四方八面理念都可以讨论，一旦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拍板，便不能四处讲个人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