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位俄罗斯女友

三八节前，我接到几位俄罗斯朋友从莫斯科打来的节日问候电话，顿时，严谨的奥莉娅、贤惠的莉莉娅、慈祥的阿拉和活泼的米拉等四位俄国女性的倩影浮上我的脑海。
“甘肃人管粉丝叫‘粉桥子’”
奥莉娅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博士研究员，上世纪60年代末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尤拉一起从列宁格勒大学汉语专业毕业，此后毕生研究中国文化，专攻中国方言，发表过论文百余篇。
我是二十多年前头一次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工作时认识她的。别人都说她为人古板，过于学究气，但是她同我倒很投缘，从烹饪到子女教育，无话不谈。可是，一聊起汉语语言学，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自叹弗如了。她居然知道，甘肃人管粉丝叫“粉桥子”！她还知道，旧时中国文人对别人说起自己的儿子要谦称“犬子”，所以她对我们讲到儿子费佳时必用鄙称“费切卡”。
当初她的梦想是到中国工作，所以丈夫被任命为驻日记者要她随任赴东京时，她竟老大不愿意。但是，她终究是个东方学家，一到日本，就全身心地投入日本文化研究，她写的《现代日本人》出版后还送了我一本。然而，她夫妇俩毕竟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误以为中国迄今仍男尊女卑，分社社长夫妇和我们同去她家做客时，他先生居然先给社长和我的丈夫奉茶，随后才给我们女宾倒，我不得不委婉地提醒他，中国早已是现代文明国家。
不过，我们的俄语口语需要她纠正提醒的就更多了，起先她有错必纠，及至同中国的“苏联通”打交道久了，对我们的“洋泾浜”俄语也就慈悲为怀了。但是，我们夫妇俩在俄罗斯工作期间积累的数百张俄语新词卡片，大半要归功于她的诲人不倦。
“锦囊鸡”的发明者
我先认识了莉莉娅的丈夫尼古拉。当他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携全家到我们家做客时，我竟拿不准哪个是年过半百的莉莉娅，哪个是她二十多岁的女儿阿尼娅。一双深沉的褐色明眸，小巧挺拔的鼻梁，白里透红的双颊……谁说俄国女人生孩子后“破罐破摔”，猛吃足喝蹲膘？！莉莉娅的大儿子都28岁了，她本人还如瓷像般秀丽。
莉莉娅是相夫教子的典型。她供职的科研所不景气，工资远远低于“贫困线”，所幸不必每天上班，使她有大量时间操持家务，让笔杆子过硬的尼古拉除了拿相当于1200美元的报纸观察家月薪外，业余还写稿出书挣外快。10年前，社会上视军人为低贱职业，她和丈夫一起支持大儿子进军校，现在儿子是军报主力记者。女儿在外企如鱼得水，小儿子不仅学业优秀，弹钢琴打乒乓都很出色。
在我认识的俄罗斯妇女中，莉莉娅的厨艺绝对一流。她烤的核桃酥饼远胜我在克里姆林宫尝过的美味；在我这儿吃过一次的中国菜，她回家就能做个八九不离十；吃过她发明的“锦囊鸡”（蘑菇蔬菜馅脆皮烤鸡），中国的八宝鸭和神仙鸡对我就失去了吸引力。
提起儿女，她说，虽然他们事业有成，但生活能力很差，厨艺的最高成就仅限于拌色拉和煮面条。“你的‘锦囊鸡’女儿学会了吗？”莉莉娅无奈地向我摊开双手耸耸肩。
阿拉大妈
同阿拉一家相识是在20年前，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工作时。当时新华社记者团访苏，到阿拉的丈夫鲍里斯领导的莫斯科市建筑局下属的工地采访，鲍里斯的精明强干和亲切热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很快，我们就成了他家的常客。
阿拉金发碧眼，高大丰满，虽然仅比我大三岁，但总把我当小妹甚至小辈，加上俄国人在辈分上很马虎，她女儿对我直呼其名，外孙女干脆叫我阿姨。苏联时期，鲍里斯是局级干部，阿拉在研究所负责外事，生活舒适安逸；苏联解体后，鲍里斯任所长的研究所经费拮据，阿拉因腿疾提前退休，日子越过越紧。
屋漏偏逢连阴雨，1998年鲍里斯遇车祸身亡。在葬礼上，阿拉和女儿及外孙女全身黑纱，低声哀泣。在丈夫工作单位举行的葬后宴上，她克制悲痛，得体地向致辞的亲友同事表示谢意。在忌日聚会，她和亲友们一起回忆鲍里斯的音容笑貌。
阿拉还要抚养一个上小学的外孙女，靠她那份只相当于“贫困线”1/2的退休金，怎么活？幸亏丈夫遇难前不久在市郊置了别墅和园地，春夏，她拄着拐棍侍弄蔬菜花木，秋季自己做水果蔬菜罐头，供全家吃半年，冬末蔬菜紧张时还“接济”我们。
她无法上街，只能成天听广播看电视了解时事。不论是叶利钦辞职，还是俄国贪官东窗事发，她得到的信息竟比我们当记者的多且快，还常常打电话给我提示。她懂英语和法语，外孙女在她辅导下利用我提供的材料，用法文写的《我眼中的中国》，被评为范文。前年我离开莫斯科回国，阿拉同我吻别，平时难得流泪的她哽咽着说：“俄国人相信，好人有生之年总会再相见的……”
《艺术家生涯》
每当听到《艺术家生涯》圆舞曲用双簧管吹出的乐句，我仿佛看到，我的艺术家朋友、莫斯科室内音乐剧院乐师米拉，正戴着老花镜坐在乐池里吹双簧管，偶尔低头看一眼乐谱。米拉夫妇的祖籍是亚美尼亚，都长着一双亚美尼亚人特有的漂亮而忧郁的大眼睛，都酷爱音乐，都喜欢中国。
米拉的剧院小巧玲珑，观众席118个，上演的轻歌剧情节轻松幽默，演员漂亮，演技精湛，可是票价仅合2美元。我粗粗算了一下，票房收入连付剧场房租水电和百名演职人员的工资都不够。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嘛，米拉却神采飞扬地对我说：“从听众疯狂的掌声中我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如今俄国乐迷手头拮据，只能以掌声取代鲜花了。
米拉每周仅星期一休息，每天演出和排练的时间超过8小时，月薪仅合50美元。幸亏她技艺高超，每年夏季能出洋“走穴”挣个一两千美元，聊补无米之炊；在外企工作的女儿倒还孝顺，为父母和外婆付苏联时代留下的两套三居室房租。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听完演出第一次到米拉家做客，当时已经21时，担任音乐厅艺术指导的丈夫尚未下班，上小学的女儿还饿着肚子呢！米拉拌了个色拉，烤了个柠檬馅饼还忘了放糖，我吃得牙都倒了，她女儿却啃得津津有味。这下我才明白，艺术家生涯原来并不仅仅是浪漫。
他们夫妇俩年过半百，最爱上我家做客，吃中国饭。只要席上有米拉，旁人是难得有插嘴机会的，政坛风云、演艺动态、新戏介绍……米拉说得眉飞色舞，真可谓是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怎么振兴农业、中国年轻人如何谈恋爱、中国有哪几类乐器……层出不穷的中国问题弄得我简直招架不住。她巡演到过数十个国家，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到北京演出，看看向往已久的长城和故宫。　（摄影　盛世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