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使的惊险旅途

上世纪60年代，世界上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还不是很多，外交部信使们通常要换几次飞机，辗转好几个国家才能到达目的地。1960年9月我国和古巴建交后，信使去古巴成了令大家最担心的旅行。
中国大使险些飞到美国
开始我们都是乘坐荷兰航空公司四引擎的“星座号”班机，自瑞士苏黎世起飞，途经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再横渡大西洋，飞行12小时，抵达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过夜，次日晨再换乘荷航双螺旋桨小飞机途经阿鲁巴岛、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但该班机的终点站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万一哈瓦那天气情况恶劣，班机就可能降落在美国。当时中美关系是敌对的，新中国信使怎么能去美国呢？因此我们在飞机上经常询问哈瓦那市的天气情况，以防万一。　
1960年，我们担心的情况险些发生，而且险些发生在中国大使身上。同年12月，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夫妇去古巴上任，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哈瓦那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申大使一行乘坐的荷航班机在哈市上空不断盘旋，一直不能降落。机组人员开始还安慰中国旅客，表示正在作最大努力着陆。但不久，他们告诉申大使，飞机无法在哈瓦那机场降落，只能飞往美国迈阿密停靠。
申大使感到情况严重，当时美国是我们的敌对国家，新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怎能飞到美国去呢？申大使表示绝对不能去迈阿密，让同行的外交官向机组交涉，请他们尽一切可能与哈瓦那机场联系设法降落，同时让随行人员立即准备销毁文件。机组人员见到中国外交官从手提包中取出文件准备销毁，态度坚决，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显得相当紧张，答应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段难熬的时刻，机组终于与机场联系好，在地面雷达的指挥下强行着陆。
班机徐徐滑行至停机坪，透过雾蒙蒙的舷窗，看到大雨中有两个身穿橄榄绿军服的人与欢迎的人们站在一起。原来是古巴革命政府领导人格瓦拉少校和土改委员会主任希门尼斯上尉亲自来机场迎接申大使。走下飞机，申大使在舷梯旁紧握着格瓦拉的手说：“我们差一点就飞到迈阿密去了。”格瓦拉说：“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到美国去的。”说完，两人就亲密地拥抱在一起。由于格瓦拉的干预，荷航终于在哈瓦那强行着陆，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
充满危险的航程
1961年4月，古巴击退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雇佣军在吉隆滩的登陆入侵。我国外交部为确保我驻古巴使馆与国内联络畅通，决定让信使携带一部电台去使馆。信使曹达林、陈景湘携带几个大邮袋乘荷航去古巴。他们在库拉索岛一家旅馆过境停留。陈景湘去旅馆接待处联系事情，在过道上，几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企图绑架陈景湘未果。曹达林和陈景湘立即向旅馆总经理和荷航代表进行交涉，要求荷方惩办流亡分子并保证我信使的人身和文件安全。荷航代表答允今后中国信使过境时由荷航派车和专人负责接送。信使队领导看到信使乘荷航赴古巴这条路线并不安全，于是考虑让信使乘坐苏联的货轮走海路去古巴。苏联当时每月向古巴派出一艘万吨级货轮运送石油和其他物资。货轮自乌克兰敖德萨港出发，沿黑海航行，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爱琴海，再穿越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浩瀚的大西洋，航行17天最后抵达古巴东岸圣地亚哥港。
信使周敬寸、刘令湖曾搭乘苏联货轮去古巴，在航行前几天，虽然海浪颠簸使他们感到难受，有时呕吐，但还能坚持进餐，当货轮进入大西洋海区航行时，遇上9级大风，风急浪高，货轮在海上颠簸摆动，两位信使呕吐不止，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经十几天的航行，货轮终于抵达古巴圣地亚哥港。当两位信使和船长握手告别，提着外交邮袋下船时，两腿已经发软，浑身没劲。信使这趟出差太辛苦了！后来信使队领导决定不再走海路去古巴。
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2年苏联民航开辟由莫斯科直飞哈瓦那航线，大型客机图—114中途不着陆飞行14个小时到达哈瓦那。于是我信使就乘该班机去古巴。但有一次信使张澄明、刘贞标乘坐的苏联班机，因载客货太多，飞行途中遭遇强风，顶风航行耗油过多，油箱存油不够飞机不得不紧急降落在纽约机场。
当时中美两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而且互相是敌对的。信使向机长表明我们是中国信使，要求确保人身和文件安全。为了不让国家机密落入敌手，信使到机上厕所撕毁绝密件并在洗脸池内用水泡烂，丢入马桶内。机密件撕烂后仍装在邮袋里。苏联驻纽约的外交官赶到现场，处理飞机紧急降落事件。大批纽约警察包围飞机，并用大探照灯对着飞机，如临大敌。
我信使在飞机上等待如坐针毡。询问航空小姐飞机什么时候起飞，航空小姐回答说要等美国的领航员，但她不知道领航员这个英文词，把“美国领航员”说成了“美国领导人”。信使更是忐忑不安，心想美国领导人要上飞机，情况更加严重了！在停留10个小时后，飞机加满油，并由美国领航员登机，才准许苏机离境。我信使这才如释重负。
这条航线也有风险。后来我信使选择从捷克首都布拉格乘捷航飞机。飞机途经爱尔兰，经9个小时连续飞行抵达加拿大东海岸的甘德，稍作停留，再飞行3小时抵达哈瓦那。　
有一次，上班信使在一个月前为我们预订机位，但因已订满，捷航把我们两人列入候补名单。怕不保险，上班信使在莫斯科也为我们订妥了苏联去古巴的飞机作为备用。我们原定乘坐的捷航班机在甘德机场降落时因天寒地冻，跑道结冰，飞机着地时滑出跑道而失事，七十多名旅客死亡，三十多名旅客受伤。
命运之神似乎作了巧妙的安排，让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避开了这一劫难！
但是我的一些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有6位中国信使在三次苏联民航班机的空难中牺牲。第一次空难发生在1958年10月17日，肖武、宁开逸同志牺牲在北京到莫斯科途中。飞机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市上空，遇到大气涡流而失事坠毁。中国驻苏联使馆两名外交官按国内指示赶到飞机坠毁现场，见到我信使牺牲后双手仍紧抱邮袋。
后两次空难分别发生在1959年12月13日和1963年7月13日，信使何平、张慕先、周敬寸、隋玉珊同志在空难中牺牲。周恩来总理多次为烈士的后事作出指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亲自向烈士志哀并慰问家属。至今，我仍铭记这几个哀痛的日子，深深怀念着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英烈堂的6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