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水引来灌溉水

前不久，阿富汗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在接见中国外交部代表张敏时说，他的家乡在帕尔万省，早年由中国援建的帕尔万省水利工程，虽经多年战乱，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他本人和他家乡的父老对中国充满感激之情。我从1968年至1973年在这个工程上工作了5年，看到这篇报道，不禁勾起我对三十多年前这项工程建设时的一些回忆。
最大的援阿工程
帕尔万省位于首都喀布尔北面，是与喀布尔省紧密相连的一个平原大省。该省是阿富汗主要葡萄产地之一，有大片大片的葡萄园。同阿富汗许多地方一样，帕尔万省夏季炎热无雨，干旱的土地对葡萄生长不利，当地人主要靠坎儿井灌溉，葡萄产量不高。另外，在该省省会恰里卡尔周围和南面还有上万公顷适宜种植葡萄的土地，但由于缺水不能开垦，常年荒芜。当时查希尔国王希望能与友好国家合作，在帕尔万地区建一个水利灌溉工程，解决干旱问题。
1963年中阿两国通过友好协商，圆满地解决了边界划界问题；1964年查希尔国王访华，中阿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1965年，由中国援建的喀布尔巴格拉米纺织厂、喀布尔养蚕场、种禽场，以及帕尔万水利灌溉工程等一批项目在阿富汗启动。水利灌溉工程是所有项目中最大的一个，其费用占整个中国对阿富汗援款1000万英镑的一半。
工程包括的具体项目有，在帕尔万省北部的潘杰希尔河上修建一座枢纽大坝；挖掘一条长24公里的总干渠；从枢纽大坝处通过这条总干渠将潘杰希尔河水引至恰里卡尔北面，然后再从这里通过东、南两条各近30公里长的干渠和数百公里纵横交错的支渠、斗渠、毛渠，将水引入帕尔万省东部及与之相邻的卡皮萨省，形成一个巨大的灌溉体系。另外，在恰里卡尔市北总干渠的尾段，利用总干渠与东干渠的落差，修建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解决恰里卡尔市的照明用电。
由于地形复杂，工程量巨大，特别是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总干渠正式通水、电站发电，这项工程完全建成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我国先后派出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达数百人，不少人几次到工地工作，短的五六年，长的七八年，把自己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阿富汗。　
处处是难题
中阿两国政府当时对这一项目都非常重视。为搞好这个当年我国最大的援外水利工程，中国水电部特别委托国内最大的水利单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该项工程的考察、勘测、设计和施工。阿方也由农业部牵头，成立了“帕尔万水利工程局”，专门负责工程的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和组织当地民工。
经过艰难的考察勘测和反复论证，最后建议选定潘杰希尔河与沙太尔河交汇处的古尔巴哈镇西南建设枢纽大坝。1968年，工程进入施工阶段。
施工中一个大问题是设备和各种材料的供应得不到及时保障。偌大个工程，几乎所有设备、材料，大至挖掘机、推土机、汽车，小至螺母螺钉，都要从我国国内运去。且不说国内采购这些物资要费多大劲，单是将它们海运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从陆路运至阿富汗就要耗时两三个月。
到了阿富汗还要通关，清点造册、登记入库，哪一道手续办下来也得十天半个月的。那时，为了通关顺利，我有相当长时间专门负责跑农业部和海关，拿着各种单据、文件，揣着茶叶、清凉油等各种礼品，打通关系，办理手续，并亲自押着车队将物资从海关运到工地。
物资到了工程局，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用上。工程局仓库由阿方负责，申领物品手续非常繁琐，哪怕是几根铁钉也要中国专家亲自打报告，专家组长签字后再由阿方工程局局长签字方可出库。一次领物最快也得两三天，有时竟然一两个星期领不出急需的物品。
总干渠和东、南干渠施工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土地赔偿。挖渠要占用很多土地，预算中也有这笔款项，但当地政府却迟迟不肯将赔偿款给地主。当地居民因为拿不到钱而被惹恼了。经常是工程局的推土机还没有开到施工现场，便被人们团团围住动弹不得。即使开到了现场，许多老人、儿童和妇女，躺在推土机前哭着喊着不让开挖。后来算了一下，几条干渠修下来，单是因此耽误的时间就足有一年。
艰苦的专家生活
1968年我到工程局时，工程已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每天太阳还没出来，近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便从工程局出发分别前往各个工地，直到夜幕降临才能回来吃饭休息。阿富汗人休息星期五，但专家却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既不休息星期五，也没有星期天，好多人在工程上干了几年，竟没休息过一天，有的甚至连喀布尔也没去过。
舒马利平原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特别大，夏天中午地面温度常高达摄氏四十多度，但到了夜间却直线下落到十几度。这里还有著名的阿富汗120天风，就是每年从4月到7月天天刮西北风，整整刮四个月，所以这里的树从树干到树枝都是向东南方向歪着的。有时风特别大，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人在野地里站都站不稳，一天下来，专家们个个浑身是土，蓬头垢面。
那时中国专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程局在古尔巴哈西面的山坡上建了一处呈U型布局的平房作为专家宿舍。房顶铺的是瓦楞铁皮，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屋内是用草席吊的顶，夜里总是从上面掉臭虫。专家们的标准配备是褐色薄棉毯一条、白布单子两块，枕头则是专家用木头或砖头包上衣服自制的。
包括组长在内，所有专家穿的都是一身米黄色咔叽布带有五块大补丁的工作服，脏了洗，洗了脏，几个月下来就变成了灰白色。冬天换成深蓝色棉衣，有点像当时国内的警察制服，不论冬夏，每人脚下都是一双牛皮鞋。上班时个个肩挎一个军用水壶，头顶草帽，提着帆布工具包或图纸袋，一副“土八路”的样子。说来可笑，许多人出国时做的毛料中山装，一共只穿过两次，一次是从国内来的时候，再一次就是完成任务回国的时候。
比起住和穿来，专家们吃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可就是苦了专家组的厨师和采购员。三个厨师年纪都已不小，一个红案，两个白案。红案厨师李师傅50年代还曾经给苏联专家做过饭。可是这里既没有煤，又没有天然气，炒菜做饭只能烧木柴，上百人一日三餐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施工开始后，每天都有加班的人，除正常开饭外，厨师还要做大量的面条、点心、酱牛肉等，以备加班专家随时“享用”。为了“吃饱不想家”，每周五的晚上，厨师们都要宰上几十只鸡，炒上好几个菜，在食堂摆上十几桌，给专家们来一顿“百鸡宴”。每人喝几两“二锅头”，确实感觉一个星期的苦和累都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友谊之花开不败
1971年夏天，总干渠建成准备试通水。因为是试通，所以通水那天不搞任何仪式，也不打算让当地群众知道。但这毕竟是个大消息，密是保不住的，通水那天一清早，恰里卡尔北面总干渠道两旁，黑压压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
由于渠道有几十公里长，因此虽然早晨8点就打开了古尔巴哈的枢纽闸门，但水流到恰里卡尔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站在渠道旁倒虹吸入口的群众却没有人离开，他们睁大眼睛，一定要看看水到底能不能流过来。
当浑黄的水流带着白沫滚滚流入古尔班德河倒虹吸入口时，一些人脸上开始流露出惊异的表情，一些人又急忙绕过桥梁跑向河对岸倒虹吸的出口，索性坐成一排，看那水到底怎么出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水流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形成一股急流，沿着渠道直向恰里卡尔方向奔去。
人群沸腾了，许多人跳下渠道在水头前又跳又唱。不知是谁还敲起了手鼓，人们跳起了“阿丹舞”，年轻人甩着头，老人跺着脚，小孩们互相追逐嬉笑，整个恰里卡尔一下子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们的许多专家那天都成了阿富汗人握手和拥抱的对象，人们尊敬地称他们是“杜斯特萨咪咪”，即“亲爱的朋友”。
后来，查希尔国王曾两次到工程视察并看望中国专家，他对中国专家的工作非常满意，说中国确实是真心实意地帮助阿富汗的。
去年4月，应“长江水利委员会”老朋友的邀请，我到湖北葛洲坝和三峡工程参观。在武汉“长委”与部分当年在帕尔万工程局的老同志相聚，大家的谈话题目自然是那些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当年负责帕尔万工程地质考察的“长委”副主任老张告诉我，“长委”后来曾派技术人员到帕尔万去过，他们发现虽然经过多年战乱，帕尔万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但水利工程仍在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