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想“讨个说法”

岁末年初，千余名在新加坡的中国劳工合三千多万元人民币的血汗钱汇款被骗后，本报记者发回了《中国民工泪洒新加坡》的长篇通讯（见本报2月5日9版）。至今，此案件发生已经一个多月了，受害的千余名中国劳工仍在苦苦等待新加坡警方和法庭调查的结果。请看本报记者的追踪报道——
2002年2月11日，农历大年三十，再过十几个小时，人们就要迎来马年新春。然而，数十名聚集在商业事务局所在大厦外的中国劳工，却丝毫没有被节日的喜庆气氛所感染，他们散坐在大厦一侧的草地上，人人脸上都清楚地写着焦急和沮丧。
他们都是不久前发生的“永隆”汇款失信案的受害者，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不约而同地来到负责处理此案的商业事务局，希望新加坡政府和警方能“给他们一个说法”。
持有新加坡政府颁发的外币兑换执照和汇款执照的“永隆”外币兑换公司，长期以来以明显高出其他公司的汇率，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劳工。但自2002年1月26日起，“永隆”公司就再也没有开门营业。2001年12月下旬至2002年1月下旬，通过该公司汇款的千余名中国劳工的800万新元（1新元约合4·5元人民币）血汗钱也就此下落不明。这就是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地都引起强烈反响的“永隆”汇款失信案。
恶性的连锁反应
来自中国江苏的周年华不久前通过“永隆”公司汇出了11万多新元，其中1万多新元是他自己在新加坡打工的积蓄，其余则是帮工友代寄的汇款。同样来自江苏的江永强在12月18日通过“永隆”公司汇出了3万元人民币，这笔钱是他用来给因脑溢血而卧病在床的母亲治病的医药费。而另一位在新加坡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马先生则在1月25日，“永隆”公司关门的前一天，才通过该公司汇出了6万元人民币。
一些劳工说，他们的汇款被骗已经引起了一些恶性的连锁反应。例如，有的劳工汇钱回家是为了买房子，而且家人已经提前下了定金，如果不能如期交纳房款，上万元的定金就要白白损失；还有一些劳工让工友或同乡代办汇款，如今汇款下落不明，他们国内的亲人情急之下，不免怪罪代办汇款的人，有的还到其家中理论，多年的邻居或好友，反目成仇。至于那些汇钱回家盖房子、办喜事、给家人治病或者供子女读书的劳工，汇款失踪又怎能不令他们忧心忡忡？
受害劳工表示，新加坡政府应当负起应负的责任，“我们的血汗钱绝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
嫌犯被控上法庭
1月31日，涉案嫌疑人、“永隆”公司两名合伙人之一的华族男子蓝成锋被控上法庭。2月7日和2月14日过堂时，又分别被加控99条和100条罪状。2月21日第三次过堂时，控方将控罪增加至400条，估计控方还将在2月28日再次开庭时提出更多的指控。
体格粗壮的蓝成锋在数次开庭审理过程中都表情凝重，很难揣度其内心活动。法官在21日庭审时，再次拒绝了辩方律师的保释要求，目前被告还押警署候审。
“永隆”公司另一名合伙人、蓝成锋74岁的祖母何淑铃，已经依照法律程序于2月19日向法庭呈报了个人资产，其中包括一栋私人房屋（与其夫蓝名修联名拥有，目前已抵押给大华银行），以及价值十几万新元的股票和银行存款等流动资产。此前，法庭已下令冻结蓝成锋及其祖母的资产。
另一方面，部分受害中国劳工已经聘请律师，希望通过民事诉讼手段，向“永隆”公司的两名合伙人追讨自己的血汗钱。同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也开始检讨本地汇款商的架构，研究是否需要调整法定储备金的数额。
“永隆”案发生后，中国驻新使馆、新闻机构及中资企业发起了捐款活动，希望可以帮助受害者暂时渡过眼前的难关。至记者发稿时，受害的千余名中国劳工仍在苦苦等待警方和法庭调查的结果。

照片说明　①新加坡商业事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受害者作解释，劳工们围拢倾听。②在新加坡的中国劳工大多住在这种用集装箱改成的房子里，十几个人住一个集装箱，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而且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