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流浪一族

寒冷的冬季到来了，流浪汉们面临着严峻考验

大野先生与流浪汉们聊天，他深得他们的信任。
他们曾经衣食无忧，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如今却落得四处碰壁、无家可归。仅仅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摧毁了他们的幸福生活吗？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让我们能够深入事实，了解这些日本街头的不幸者——
【日本《中央公论》月刊1月号文章】题：我为什么成为流浪汉？——坠入“无缘地狱”的原工薪阶层（作者　风树茂）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9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10年”，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经济而言的。然而现今的日本，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相互摩擦的不和谐音。流血，流浪……个人、家庭、企业、地区，种种存在似乎都受到了挑战。这么说来，我们日本人失去的不仅仅是经济，连生存的基础也都受到了威胁。流浪汉们困窘的生存状态无疑是社会变化投下的阴影。我采访了几个流浪汉或有过流浪生活的人，他们的经历表明，就在我们周围，有一个“无缘地狱”的世界。
昔日企业翘楚今朝街头难民
100多个流浪汉参加了东京爱宣基督教会星期天的礼拜，教会向他们提供一顿免费餐。在免费餐发放现场，圣歌队唱起了赞美诗，那个因嗓音粗犷而尤其引人注目的男中音是大野哲男。平常西装革履、带着印有“日本福利会喜之声设立筹备室事务局”字样名片的大野去年5月是在上野的马路上度过的，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
一个有过20多年工薪阶层生活经历的人为什么会沦落为流浪汉？大野讲述了他的生活历程。
出生于北海道的大野从札幌电波高等学校毕业后，在旭川的光阳无线公司工作了4年。1966年，24岁的他只身来到向往已久的东京，进入一家家电销售企业工作。他个人的营业成绩和公司的业绩与当时的日本经济一样，处于一帆风顺、蒸蒸日上的状态。
那个时代许多人的人生都是以企业为中心，大野同样如此，由此引发了妻子的不满。1989年大野听说公司上层把公司购买的土地归到自己名下，并以把土地借给公司的形式赚钱，他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而愤然辞职。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马上要被提拔为常务董事，如果早知道如此，我就不会辞职，因为常务董事掌握经营权，有权纠正公司的歪风，”大野回忆往事，显得有些后悔。
辞职后，他开设了健康器具销售公司。他对自己的经营能力和在多年销售工作中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信心十足，但他未曾考虑当时泡沫经济已经崩溃。公司销售业绩不佳，为了支付房租和工资，他只能用房屋抵押贷款。随后，他还经营过其他事业，但均以失败告终。3年里他负债6000万日元，只好申请破产。1994年，妻子和女儿也离他而去。
孤身一人的大野过了6年流浪生活，先后做过殡仪公司职员、当铺店员、报纸宣传员、江湖艺人等。2000年5月，他流浪到上野，睡在火车站的地下通道，吃的是商店为促销免费让顾客品尝的食品。他失去了工作的动力，两次想要自杀却未遂。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女流浪者告诉大野爱宣教会向流浪汉施饭。从此，大野与教会结缘。经教会介绍，2001年10月大野与一名韩国妇女结为连理，了却了一桩心愿。
大野在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时说：“现在想一想，我没有好好地估量自己的能力，总想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不论是做工薪阶层时还是自己独立开创事业时，我都没有看清这一点，就好像把33转的唱片放在75转的留声机里。所以，与妻子的缘分也走到尽头。”
现在大野每天到学校学习护理，为参加爱宣教会即将成立的group　home作准备。
抛家原为敬老流浪岂看文凭
一位被流浪汉尊称为“老师”的53岁传教士竟然是东京大学德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但他的高学历犹如一纸空文，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帮助。“老师”原本在东京都的预备学校担任英语讲师，他的妻子是中学英语教师。两人共同工作，共同持家。但后来母亲年迈体弱无人照顾，他便辞去工作回老家赡养老人。他说：“当时想妻子是中学老师，即使我辞职生活上也不会有困难。”但是，妻子反对，并和“老师”发生了争执，他跟哥哥为继承家里土地的事情也闹得很不愉快。他整日闷闷不乐，觉得谁都跟自己过不去，对哥哥、甚至母亲都产生了怨恨心理。“老师”借酒浇愁，整天一家酒馆接一家酒馆地喝酒，不管妻子和孩子。有一天他又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里，才发现妻子已经带着东西离家出走，只留下了他的行李。
从那以后，“老师”开始了5年的流浪生活。他先后在滋贺县和兵库县的小工厂做工，由于承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1998年他返回东京在旅馆和桑拿浴室打工。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不景气，“老师”的生活也面临危机。他想回到预备学校工作，可以前的学校已经关门。他已经50岁了，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学历也成了一张空文凭，对于需要体力劳动者的雇主们来说，越是高学历的人他们就越看不上。
困境中的“老师”孤立无援，与妻子和亲人断绝了关系，没有可以倾诉心声的朋友。他带着剩下的一点钱和失业保险等证明书加入了马路流浪者的队伍。时值9月，早晚比较冷。“老师”没有带大衣出来，还穿着夏天的衣服。躺在冰冷的长凳上，寒冷、恐惧使他夜不能寐。
“最难受的还是自己没有价值，觉得别人不需要自己。与社会完全断绝了关系。我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于是我决定饿死自己，不再去找食物，只喝水。”饥饿使他的身体变得十分衰弱，他意识到死亡正向他走来。就在这时，与教会的范先生相识挽救了他。
采访时楼下飘来饭菜的香味。爱宣教会经营拉面馆和小酒馆，其收益用来帮助流浪汉。现在“老师”每天为筹备group　home和为无家可归的人施饭忙碌着。
居家如陷囚室漂泊好生自由
“真是好笑，我竟然会睡在这种地方，学生时代的我经常到这里看建筑展。”
说这话的流浪汉是长得有几分像画家高庚的商业设计师（57岁）。他从美术大学毕业后，30多岁就在青山开办了事务所，居住在繁华的原宿。他原来并不太喜欢妻子，结婚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工作是他逃避家庭的一种手段。当然他的工作确实非常忙，偶尔才回趟家。孩子长大后，1994年他和妻子离婚，房子处理了，除养老金外多数家产分给了妻子。
另一方面，他花了6年时间照顾高龄老母，工作反倒被疏忽了。当问到为什么不把老母送到养老院时，“高庚”说：“孤苦伶仃的老母亲很可怜，在我的看护下，母亲的身体和精神渐渐好起来，又能走路和说话了，我不忍心把她送到养老院。”到后来他每天只能抽出两三个小时工作，不得已就把母亲送到哥哥那儿，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不到一年母亲就死了。
2000年9月他一下子沦落为流浪汉。对哥哥的憎恶、送走母亲的悔恨萦绕在“高庚”心头，挥之不去。他对工作失去了干劲，加上经济大萧条，他的事务所荒废了。“高庚”身无分文的时候，曾想就这样死掉算了。他只喝水，但身体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他曾在树林里挖了个洞到里面等死，洞里却钻出青虫来，他感觉这样死心情很不好，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高庚”早晨起得很早，5点半就在西洋美术馆旁边的厕所前与同睡在文化会馆的二十多个流浪汉聊天。“有人给我带来面包或饭团。每天为得到食物而忙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充实的。”
“高庚”每天的活动都有固定安排。例如星期一参加流浪汉援助团体，照顾有病或身体虚弱的流浪汉；星期二到位于山谷的劳动中心做拉面……不论去哪儿，“高庚”都走着去。如果还有时间，他就到图书馆读书。有时他还参与要求通过民主党提出的流浪者法案等团体活动。
到了晚上，外出打短工的流浪汉经常带酒回来，他们就围坐在一起举行“酒宴”。文化会馆的演出结束一熄灯，他们就搭起纸板房钻进援助团体施舍的睡袋里。“我吃饭上没有问题，最困难的时候，朋友会给我送吃的。倒是睡觉时间不能随心所欲。有演出的时候，到十一二点钟客人还没有散尽，无法搭纸板屋。但文化会馆的人有时会特意提前熄灯，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人情的温暖。”
回顾离婚、护理母亲、流浪的日子，“高庚”说：“虽然对处理母亲的事情感到后悔，但是与妻子之间的确一直想分手，孩子也已长大成人。我现在生活得很自由，不用为我担心，我还有画插图的技能。”
无缘即是地狱有家万事兴和
接受采访者在谈到对自己父亲的印象时都饱含了对父亲的尊敬——“父亲很稳重”（“老师”），“父亲重视家庭胜过工作”（大野），“父亲活着的时候，家人和亲戚都聚在一起”（“高庚”）。但他们三个人自己身为父亲却非但没有在家庭中形成凝聚力，反而导致妻子离家而去，自己也四处飘泊。
他们父亲的时代，在家庭成员的意识中还存在着“家”的观念，而在如今的城市里，根本听不到“本家”、“分家”的说法。并且，私人企业主在泡沫经济及其崩溃的过程中剧减，除特殊行业外，继承家业或儿子继承家传技艺的行为消失了，这使得父子之间的纽带变得脆弱。许多家庭里，父亲整天在外忙于工作，所谓家庭实际上是母子家庭。这样，与妻儿的关系逐渐断绝，导致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只好到处流浪。
不过母亲与儿子的关系却是宿命的。“老师”和“高庚”都想亲自护理年迈的母亲，但妻子不高兴。在泡沫经济崩溃的情况下，男人或被企业裁掉，或经营破产，不再是家庭的依靠，妻子就抛弃了丈夫。
“老师”和大野沦落的轨迹还跟土地有关。土地原本具有通过代代相传以共同的过去来维持人际关系的作用。泡沫经济时期，土地只具有作为担保的经济价值，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土地成为担保被卖掉，土地与人之间的“地缘”消失了。并且在泡沫经济崩溃中，很多人与公司的“社缘”也断绝了，沦为流浪汉。
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国家，都是宗教在最后维系着人际关系。而日本自古以来的佛教不具备这种机能。帮助流浪汉的主要是新兴的基督教团体。
现今的日本，人的血缘、婚姻缘、地缘、社缘和宗教缘都比较淡薄，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会断绝关系。所谓无缘即地狱（《法华经》），连自己都不知道来自何方、身为何人。“失去的10年”之后，等待我们日本人的是通往流浪汉的“无缘地狱”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