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缘何不愿对伊拉克动武

【美国《纽约时报》2月18日文章】题：为什么欧洲担心发动伊拉克战争（作者　德国前文化部长和德国《时代》周报主编兼发行人米夏埃尔·瑙曼）
1981年6月，以色列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下令派一队F—16战斗机摧毁萨达姆·侯赛因的两座核反应堆。伊拉克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本不需要核能源———除非想要制造原子弹。况且侯赛因当时已经公开表示要进攻以色列。
在公开场合下，贝京因肆无忌惮地破坏国际规则而受到鄙视，但是在私下里，许多政界人士也同意他的做法：为什么不摧毁伊拉克具有潜在危险的核装置呢？萨达姆确实发动了两次战争，但是都失败了。如果他配备了核武器，那世界历史可能会出现可怕的转折。
欧洲人心存疑虑
虽然这个人既危险又疯狂，但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似乎与“9·11”事件也没什么关联。他的军队已经被摧毁了。因此，在贝京发动袭击20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有人再次发动海湾战争，美国的欧洲盟国将会感到遗憾。它们的疑虑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政治心态。欧洲从一战中吸取了一个教训：不知不觉地陷入一场战争，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或可能产生的军事后果没有明确的道德观，这便是它们心存疑虑的根本原因。欧洲人非常担心陷入一场局势不断恶化并最终无法控制的战争。
二战的创伤以及此前此后一些无谓的、惨绝人寰的殖民地战争经历累积在一起，将这种担心浓缩成我们今天一种共同的记忆。在美国的爱国者自豪地庆祝自己强大的军队及其所取得的胜利时，欧洲忠于各自祖国的不同民族的人们却充塞着厌倦战争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是基于我们的历史的：战争可以是正义的，尤其是那些自卫战争；但战争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悲观情绪可能会逐渐转为绥靖政策，但是产生悲观情绪的根源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也正是欧洲不愿立即干预波斯尼亚政局（事后证明这种态度是令人遗憾的）以及拒绝与美国联手对付伊拉克的原因所在。
这一回，火药桶不是巴尔干，而是装备森严、随时有可能爆炸的中东地区。枪已上膛，手指已扣住扳机，有的或许已摁在核武器的按钮上。这时候就应该采取强有力的外交手段，不应再把这种外交手段误解为绥靖政策。
美欧间分歧扩大
欧洲领导人与布什政府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虽然全球恐怖主义这个新威胁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华盛顿的单边主义在我们看来就像是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就是说，分歧是美国制造的，而不是欧洲制造的。也许北约成员不应该因为五角大楼不让它们参加制订计划的会议而过多地抱怨，但是美国如果回想一下已故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对“强国的傲慢”的批判也许会受益匪浅。
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可能增强了五角大楼的一种新的军事模式。对于美国军队来说，远距离高科技作战现在是可行的，且危险性较小。但是战争史上的那道难题依然没有解决，即如何对待失败者。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谁来统治伊拉克？德黑兰随风倒的毛拉们会对国内持反对意见的改革者采取“反美”的报复行动（并占领伊拉克南部）吗？普京能够制服军饷不足腐败成风的俄罗斯军队之中蠢蠢欲动的反对势力吗？他当然会在大西洋两岸意见产生分歧时重现莫斯科的光辉，在西方联盟中打入一个楔子，这一次凭借的是俄罗斯的石油储备。
奉行可实施政策
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大选在即，两国可能再次结盟共同使欧洲脱离美国。一旦爆发伊拉克战争，主张反战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势力可能会有所增强，代价是绿党及其领导人、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受到冷落。施罗德总理仅以寥寥数票的优势获得了出兵喀布尔参与维和的许可。若伊拉克发生冲突，他将不得不做出一生中最艰难的政治承诺：不管结果如何都要跟随美国。这会使他在9月份的选举中落败。
无论是雅克·希拉克还是利昂内尔·若斯潘都不会赞成发动伊拉克战争。那么托尼·布莱尔呢？他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但他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他甚至在别人请他发表意见之前就已经表示，出兵伊拉克对他来说太冒险了。
最终，华盛顿应该回到曾经很强大的北约伙伴的身边，即便这样做意味着浪费时间和失去军事时机，因为支离破碎的欧洲联盟比一根破裂的管道更难修复。奉行一项真正能得到实施的政策，即对伊拉克实施严厉制裁并说服土耳其不要破坏这些制裁，才是更有意义的。要求法国、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企业停止与侯赛因腐败的亲朋好友做有利可图的生意，呼吁各国政府冻结他们的帐户，以及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开谈判等手段也许没有夜色中的巡航导弹和特种部队那么惹人注意，但是这些工作可以打击敌人，又不会破坏宝贵的友谊。
同时，我们还可以共同寻找本·拉丹。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不在巴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