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冷漠”

中情局的“冷漠”
“9·11”恐怖袭击事件暴露了美国国家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一个错误。美国人可能会问：这次疏忽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发挥失常，还是因为它在本·拉丹问题上向来漫不经心、反应冷漠？美国前驻博茨瓦纳大使以自己的亲历细述——

【美国《华盛顿邮报》12月9日文章】题：中情局的冷漠　（作者　鲍勃·克鲁格）
“9·11”恐怖袭击事件暴露了美国国家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一个错误。美国人很可能会这么问：这次疏忽是因为中央情报局发挥失常，还是因为它向来在本·拉丹问题上漫不经心、反应冷漠？我过去担任过美国大使，我所在的那个使馆曾受到明确的威胁，说本·拉丹的追随者将在那里制造爆炸事件。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在今年9月以前，中情局一直没有以足够认真的态度对待这类警告。
我将自己的愤怒压抑了很长时间。但华盛顿和纽约的恐怖袭击事件让我明白，我的沉默对我的国家可能是一种伤害。
1998年8月7日上午10点35分，美国驻东非的两个大使馆———一个在肯尼亚，一个在坦桑尼亚———几乎同时发生汽车爆炸事件，制造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是受了本·拉丹的唆使。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马上进入戒备状态。不出48小时，我所在的美国驻博茨瓦纳使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邻国）周围站了一圈博茨瓦纳军人，他们为使馆提供不间断的保护。
即便这样，在以后的几周里，使馆工作人员多次发现对我们使馆大院进行监视的做法。一名步行上班的使馆办事员发现，一个身着阿拉伯服装的人在使馆附近的一座人行天桥上拍摄使馆，他使用的照相机镜头功能强大。还有人发现，一辆汽车载着几个大胡子乘客缓缓经过使馆，这几个乘客显然是阿拉伯人，他们拿着一部摄像机朝使馆方向拍摄。警方后来认定，这辆汽车的牌照是从南非偷来的。
几天以后，另一辆车里的乘客也在拍摄使馆，当地的安全部门全速追赶，终于将他们抓获。后来发现，他们所持的是某个伊斯兰国家的护照。他们向警察解释说，他们只是拍摄当地一些有意思的建筑物，以便带给国内的家人看。在随后的两个周末，有一些身着长袍的人在使馆附近散步——有时也停下来拍照。
我们很快将这些反常现象报告了华盛顿。
1998年12月中旬，危险系数不知不觉地增加了。驻博茨瓦纳某个邻国的一位美国陆军武官接到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情报部门的警告：据一名很可靠的消息人士说，与本·拉丹有关联的恐怖分子打算在今后两个月内在我们使馆制造爆炸事件。
这位消息人士指出了策划这起阴谋的两个头目，他们持埃及护照在博茨瓦纳工作已有一年多了，过去曾在阿尔巴尼亚工作过。他们在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总部设在科威特，在许多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美国的情报人员发现，这家公司在阿尔巴尼亚开设的办事处与一个名为穆斯林“慈善”的掩护性组织的电话号码相同。该穆斯林组织筹集资金，支持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的3天里，我私下与博茨瓦纳政府最高官员进行了接触。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保卫使馆的军人增加了：使馆大门旁边停了一辆装甲运兵车，上面还装了炮；附近的两条街道禁止通行。博茨瓦纳政府只提出了一个要求：由于没有用于监听电话的电子设备，它请求美国政府派出一个技术小组，负责监听恐怖主义嫌犯的电话。
我回答说，这样的帮助不成问题。但它的确成了问题。
袭击的日期一天天近了，可是中情局对我们的迫切要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连我们的电报都如同石沉大海，我不得不飞往华盛顿，向几名助理国务卿和多个负责安全问题的办公室发出呼吁，请求立即采取行动。
大约在两个月后——早就过了消息人士所告知的袭击时间——一名中情局退役军官和一名技术人员来到了哈博罗内。经过几天的调查，这名军官报告说，恐怖主义嫌犯所使用的电话号码不在中情局电脑上的可疑电话之列，因此他认为，在使馆制造爆炸事件的威胁毫无根据。军官和技术人员都没有谈到嫌犯说了什么。他们也没有作任何录音，以便日后提供依据。不过，我仍接受了这名军官的结论，因为侦察工作是他的职业，而不是我的职业。
我们的使馆没有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可能一开始的报告有误。还有可能是博茨瓦纳军人的出现以及警方对可疑摄影者的盘查让恐怖分子望而却步。
在我去华盛顿敦促中情局采取行动期间，我拜访了过去的一个同事、一位资深参议员，询问他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看法。想知道他的回答吗？“鲍勃，中情局连我们这些参议员都顾不上。”
我提出的要他们提供有效技术支持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正如当时任大使的普鲁登丝·布什内尔在1998年提出的对她所在的肯尼亚大使馆进行更严密的保护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理睬一样。在内罗毕，这个疏忽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表明，美国情报部门显然又出现了一个与之类似的灾难性漏洞。
图片说明：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使馆被炸，营救人员正抢救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