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一命犹如拯救了整个世界”

“救人一命犹如拯救了整个世界”
—追忆“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

【美国《读者文摘》月刊（中文版）12月号文章】题：中国“辛德勒”的名单——何凤山曾冒险救助许多犹太人逃离纳粹毒手（作者　克劳迪娅·康沃尔）
以色列西耶路撒冷一座小山上，矗立着“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乌云密布，何曼礼沿路上山朝纪念馆走去。山下有片树林，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毒手的英雄而特地栽种的。
在英雄芳名匾上镌刻的名字包括瑞典人拉乌尔·华伦伯格和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用不了多久，她父亲何凤山的名字也会刻在这块牌匾上。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抵达纪念馆时，礼堂内已座无虚席。这个纤细秀丽的妇女身穿黑色旗袍和外套，凝视台下的嘉宾。贵宾席里坐着中国大使潘占林、奥地利大使沃尔夫冈·保罗，和以色列前最高法院法官亚科夫·马尔茨。
马尔茨宣布追封何凤山为“国际义士”，并向何曼礼和她哥哥何曼德颁发一枚勋章。勋章上面镌有他们父亲的名字，另一面刻了句犹太谚语：“救人一命犹如拯救了整个世界。”
何曼礼告诉台下嘉宾，如果父亲还活着，此刻一定颇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过他的义举会受到表扬。接着她引述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诗：“恶人死后丑行昭著，义人善举则与忠骨同埋。”
要不是机缘凑巧，何凤山的义举也许会永远尘封而不为世人所知。
女儿眼中的父亲
何凤山一向身体强健，到八十几岁仍常常长程步行，攀爬沙丘去三藩市（旧金山）大洋海滩观看汹涌澎湃的太平洋海潮。1997年9月28日，何凤山安详地躺在床上去世。何曼礼当过报社记者。她坐在父亲堆满书籍的写字桌前，撰写了讣告。
何凤山1901年生于湖南省，7岁丧父，全家一贫如洗。后来全仗挪威路德教会传教士相助，何凤山考取了长沙雅礼大学，并于1926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其后又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何凤山能说流利英语、德语，于1935年开始从事外交生涯，一干将近40年。
何曼礼也写道，她父亲曾代表中华民国出使埃及、墨西哥、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国，并且在三藩市协助创建了中国路德教会。然后，她提到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她父亲驻节维也纳，目睹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日渐加剧。她父亲曾跟她说，有一天，他厉眼瞪着两名纳粹暴徒，把他们吓走了，从而救了几位犹太朋友的命。接着他给这几个犹太人发了中国签证，让他们逃离奥地利。
篇幅所限，何曼礼在讣告中不能详述细节，但她提及父亲曾与盖世太保对抗。她把讣告寄给《三藩市纪事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何曼礼曾为这两家报社工作。接下来的发展令人意想不到。美国各报相继报道了此事，包括加州《萨克拉门托蜂报》，因而引起读者埃里克·索尔的注意。
索尔47岁，是三藩市一家裱画店的老板，也是历史学者，曾为几家博物馆工作，并因此得悉日本外交官杉原的事迹。杉原曾任日本驻立陶宛领事，在1940年拯救了几千名波兰犹太人的性命。
索尔深受杉原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将毕生积蓄投入研究工作，查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他外交官救助犹太人的故事，并予记录发表，但从未听说过何凤山。索尔向电话查号台求助，查到有个叫何凤山的人就住在数公里外的里士满区。他拨通了何家的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何曼礼。
一星期后，他们两人在一家著名犹太餐馆见面。索尔央请何曼礼叙述她父亲救助犹太人的经过。何曼礼承认所知不多，只有一个关于盖世太保的故事。
1938年11月10日的晚上，即骇人听闻的“碎玻璃之夜”，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有无数犹太教堂遭暴民焚毁，犹太人商店的橱窗遭砸碎抢劫，成千上万犹太人被关进监狱。
当时何凤山任驻维也纳总领事，那夜去探视他的犹太朋友罗森堡一家。罗森堡先生已被抓去问话。何凤山正与罗森堡太太谈话时，两个穿风衣的男人闯了进来，声称要彻底搜查房子。
何曼礼还记得父亲说故事的时候如何模仿那两个男人——把帽沿拉下遮住眼睛，满脸凶相，手放口袋里。何凤山说，其中一个恶汉拔出手枪指着他，问他是什么人。“那你又是谁？”何凤山反问，毫不畏惧。盖世太保命令罗森堡太太说出何凤山的身分，她答：“他是中国总领事。”“王八蛋，你为什么不早说？”其中一个盖世太保吼道，然后两人灰溜溜地走了。
罗森堡先生给问完话后获释。何曼礼说，她父亲随即给罗森堡一家发了中国签证，让他们逃离奥地利。
索尔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何曼礼答：“如果你认识我父亲，就决不会这么问。他认为，任何有同情心的人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索尔微笑。他隐然觉得，何凤山救过的犹太人应不止罗森堡一家。
未曾谋面的恩人
一个月后，索尔向华盛顿市“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馆长金娅·玛康询问，可知道有哪些维也纳犹太人家庭曾获发中国签证？玛康一时答不上来，但答应在档案里找找。
没多久，玛康对索尔说，从档案中找到一个人名叫埃里克·戈尔斯托布，七十几岁，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玛康还找到了他的电话号码。索尔兴奋不已，打电话告诉了何曼礼这个好消息。何曼礼立即赶到索尔的裱画店。
索尔打电话到多伦多，接电话的人仍微带奥地利口音。索尔说明了来意。戈尔斯托布说，他从未与那位中国领事谋面，不知道他是谁。索尔告诉他，那个中国领事名叫何凤山。“他的女儿就在我旁边，你想和她说几句话吗？”
戈尔斯托布很惊讶。他对何曼礼说：“我从未有机会与你父亲交谈，但我很感激他。”
他说，1938年，当时他17岁，本是个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一夜之间他的世界崩溃了。他被强迫用牙刷擦洗马路，又必须在学校里行纳粹致敬礼。后来所有犹太学生更被迫退学。戈尔斯托布拖着沉重的脚步去一家又一家领事馆寻找逃亡机会，但没人肯发签证给他。
戈尔斯托布说：“那时犹太人没人肯收留，无处可去。”然后他经过中国领事馆，“当时我从未想过要到中国去。”让他惊喜的是，中国领事馆同意发签证。于是他为自己、父母及亲戚共申请了20个签证。
戈尔斯托布向一艘意大利船订购了船票，预订1938年12月20日离开维也纳。然而，11月10日，也就是何凤山厉色与盖世太保对峙那一天，戈尔斯托布及其父同时被捕。戈尔斯托布说：“我们很侥幸，因为我们有签证和船票，结果纳粹放我们走了。那些签证救了我们的命。”挂电话之前，索尔问戈尔斯托布是否还保留了当年的签证，戈尔斯托布允诺寄一份来。
过了一个月，一个邮包从加拿大寄抵三藩市，里面是一本奥地利护照，持照人姓名为奥斯卡·菲尔德，即戈尔斯托布的舅舅。护照上印着红色大“J”，表明持护照人是犹太人。何曼礼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菲尔德出生于1901年9月10日，这也是她父亲的生日。她小心翼翼地翻阅这本纸张发黄的护照，找到了菲尔德去中国的签证，签发日期是1938年7月20日，序号为1193。
不辞劳苦救众人
索尔对何曼礼说还要去寻找其他受过帮助的犹太人，后来真的找到了。1999年7月，他们在加州的圣罗莎与荷迪·杜莱丝特会面。杜莱丝特随父亲逃离维也纳时，只有3岁。
何曼礼从父亲的自传里得知，当时中国驻柏林大使陈杰想与纳粹德国保持友好关系，曾命令何凤山不得向犹太人发签证，但何凤山没有理会。何凤山发给杜莱丝特父亲的签证，日期比戈尔斯托布舅舅所收签证的发出日期刚好早一个月。何曼礼比较两个签证的序号，发现仅在这一个月里她父亲就签发了900个签证。
后来，何曼礼的哥哥何曼德找到了他们父亲继任者所写一份有关这些签证的报告。从报告可知：直到何凤山于1940年5月离开维也纳为止，中国领事馆平均每月发出四五百个签证。何凤山拯救了数以百计犹太人的性命。
其中一个犹太人名叫汉斯·克劳斯，曾在中国领事馆外面排队好几天等候申请签证，却都没轮到他。他沮丧之际，忽然看到何凤山的汽车经过，情急之下连忙将表格递进打开的车窗。几天后，克劳斯获得了签证。
另有个犹太人名叫卡尔曼·辛格，曾遭62个国家拒绝入境，直到何凤山给他全家发出签证。他们后来登上从欧洲驶往美国的最后一条船，而所有留在奥地利的亲戚都惨遭杀害。如今辛格的儿子伊斯雷尔·辛格是纽约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秘书长。他说：“这显示了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有多大———拯救一条条生命，从而创造下一代。”
2001年1月，76岁的苏西·马加利坐在以色列“大屠杀死难者纪念馆”的礼堂里，回忆何凤山。马加利的父亲当年曾被关进集中营，纳粹告诉她母亲，要放人的惟一条件是：他得在24小时内离开奥地利。在维也纳只有一个总领事愿意帮忙，就是何凤山。
战后马加利移居以色列，协助创建了一个集体农场。如今她仍居住该处，有3个子女、10个孙子女，其中2个子女和8个孙子女也住在农场。她邀请何曼礼在表彰仪式结束后到她家去做客。
何曼礼说：“每次我遇见又一个曾受父亲帮助的人，我就觉得好像父亲仍然活着。”她把这些人称作mishpocheh,那是希伯来语，意思是“亲人”。在以色列，何曼礼的亲人正逐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