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亚当·斯密

在历代经济学者乃至一般社会大众的脑海中，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和他的《国富论》，无疑享有特殊地位
【香港《信报》8月18日文章】题：亚当·斯密之墓（作者　熊秉元）
一位专攻经济史的学者曾经指出：进展愈快的学科，愈容易忘掉自己的历史。不过，有些关键的人和概念，却像牛顿和苹果与地心引力一样，烙入了历代的经济学者乃至一般社会大众的脑海里。亚当·斯密和（他）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富论》，无疑享有这种特殊地位。
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是苏格兰的两大城，也是观光旅游的重点。在安排好行程之后，我才在导游册上读到，亚当·斯密的墓不是位于他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而是在人文荟萃的爱丁堡。
到爱丁堡的第二天上午，我按图索骥，找到肯农门教堂。教堂的左右两边和后面，都是墓园。老旧的墓碑，经过几百年风雨的剥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我前后找了一阵，看到一位财政大臣的墓碑，却不见亚当·斯密。
教堂大门紧锁，不见人影；我到紧邻的爱丁堡民俗博物馆，问里面的服务人员。他转身一指，说道，就在这面墙的另一面！我再绕进墓园，转到博物馆正后方；果然，亚当·斯密的大字，迎面而来。
在经济学里，他的地位像是神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经写过一篇亦庄亦谐的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他，是判别是非的指标。
墓园很简朴，大概宽3米，长4米；地面平坦，铺满了红褐色的碎瓦。墓碑上是简单的墓志铭：这里存放的遗骸是亚当·斯密，他撰述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生于1723年6月5日，殁于1790年7月17日。
我待了几分钟，心里有种感觉，好像是希望能再捕捉一些有关他的种种。教堂的对面是爱丁堡博物馆，里面的人却表示：博物馆里，并没有任何关于亚当·斯密的记载或物件。不远处是一个纪念品店，号称“历史脉流”；店员小姐摇摇头，没有亚当·斯密。
第三本书的猜测
也许，对一般人来说，亚当·斯密的吸引力确实比不上莎士比亚或猫王。在他曾经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有一栋大厦以他为名；不过，那是一座现代化、冷冰冰的五层楼水泥建筑，一点都不会令人有思古之幽情。不过，对大部分经济学者来说，亚当·斯密的影响似乎日益褪色；目前悬而未决的争议，是他有没有构思第三本书？因为，《道德情操论》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利他”，《国富论》是关于经济活动的“利己”；因此，似乎应该有第三本书，作为利他和利己之间的桥梁！
如果亚当·斯密复活，当然可以问他这个问题。
可是，万一亚当·斯密真的复活，恐怕他会大受震撼。经济学高度数学化，很可能远超出他的想像；更令他意外的，应该是经济学已不再限于探讨“经济活动”，而是有系统地分析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里的问题，而且都已经有非常璀璨的成果。
经济理论的不足
不过，他最终还是会觉得有些遗憾。对于有些问题，经济学确实有力不从心的困窘。
在个人行为上，经济学所强调的“选择”，的确有一针见血的睿智；因为，无论大小举止，总是会牵涉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取舍。另一方面，对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经济学也真的束手无策。在苹果和面包之间，可以利用价格作为共同的尺度，每个人再作抉择。
然而，在亲情和事业这两种价值之间，却没有共同的尺度可以作类似的转换。不同价值之间转换和取舍的机制，很可能是经济学面临的最后难题之一。
在个人层次之上，是加总的问题。一群人都要买面包，就是由个人需求加总而成为市场里的需求。因此，透过市场的机制，经济活动上的加总过程有大致的脉络。可是，经济活动其实只占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在其他的活动领域里，个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透过生活里的各个环节表达出来。由一群个人加总成一个社区、乡里、城镇，马上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貌。不同国度里，加总的结果固然不同；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不同的区域里，也往往有明显的歧异。
对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加总，至少到现在为止，经济分析还没有深入的掌握。抽象来看，各种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加总过程之后的结果。除非能摸清楚复杂多变的加总过程，否则要有效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可能就遥遥无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