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主席与中国大使馆（外交官手记）

胡志明主席早年曾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很有感情。他身为越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作风却异常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大官”的架子。凡是见过他的人，尤其是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对此留有深刻的印象。
胡主席指示，中国可以在河内市区任何地方物色大使馆馆址
1965年春，我第一次到驻越使馆工作。使馆的老同志就曾向我讲过不少关于胡主席和大使馆的故事。他们说，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中国大使馆准备从越南北部太原省的抗法根据地迁入首都河内。当时胡主席表示，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可以在市区任何地方物色大使馆馆址，然后向他报告。近半个世纪来，坐落在河内黄耀街46号的中国大使馆，就是当年胡主席亲自批准建造的，至今仍被外交使团公认为河内最漂亮、最宽敞和位置最佳的大使馆之一。
建馆后，罗贵波大使首次在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胡主席等越南领导人。本来，在抗法战争期间，罗大使和越南领导人在越北根据地几乎是朝夕见面，不讲究任何外交礼节。进城后一切都按正规外交礼仪办事，确实不大习惯。宴会当天，胡主席和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步行走到中国大使馆门前，谁都不肯走在最前面。彼此你让我、我让你，谦让了好半天，才一起走进大使馆。
还有一次，何伟大使在馆内宴请胡主席。胡主席到大使馆时，并没有特别着装，仍像平常一样穿着拖鞋。宴会桌上，胡主席吃饭较快，不一会儿就放下了筷子。这时胡主席表示想到大使馆院子里随便走走。何伟大使马上起立，要陪同胡主席一起到院子里去。胡主席执意不肯，坚持让大家照常用餐。何伟大使只好尊重胡主席的意见。
胡主席出去后发现脚上只穿着一只拖鞋，于是又回到宴会厅。大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胡主席已走到餐桌前，弯下腰去，伸手从餐桌下面取出一只拖鞋。这样的小事，让任何人帮助去做，都是完全应该的。但胡主席不愿惊动任何人，坚持自己去做，这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作风，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
胡主席对使馆提供的熊猫牌香烟十分节约，一支香烟要分两次吸
我到大使馆不久，中国铁路杂技团到越南访问演出。一天，朱其文大使在大使馆为胡主席举行专场演出。那时河内的天气已经很热，我看见胡主席身着越南农民常穿的褐色无领布衫，脚穿用橡胶轮胎制作的“抗战鞋”，由朱大使陪同步入会场。在场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国专家和留学生近200人起立鼓掌，欢迎胡主席。朱大使请胡主席在前排沙发上就座，但胡主席没有马上就座，而是挥手让大家先坐下。这样一来，大家非但没坐下，反而鼓掌更热烈了。看到这种场面，胡主席索性坐在了地上。这时，大家才不再鼓掌，坐了下来。
使馆的同志对胡主席都非常敬重。使馆院内种有几棵荔枝树，其中一棵的果实分外香甜。每年摘取荔枝时，朱大使都叮嘱有关同志务必挑选出一些最好的荔枝，首先送给胡主席。1966年，为准备“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使馆特意从北京采购一批水蜜桃，空运到河内，也是先挑选出最好的水蜜桃送给胡主席。平时，使馆还负责向胡主席提供熊猫牌香烟、崂山矿泉水和由北京特制的燕麦片。胡主席用时都十分节约。一支香烟要分两次吸，吸到一半时便将其放到一个盛放青霉素注射粉剂的小空瓶里，让其自行熄灭，过一会再吸另一半。对矿泉水，胡主席也要求改成小瓶装的，因为一次喝不完一大瓶，剩下的存放时间一长，气泡就跑光了，造成浪费。此外，胡主席冬天穿的棉衣、棉裤也是在北京用浅黄色丝光府绸和丝绵特制的，来年开春，再通过大使馆送回北京干洗。
美军响尾蛇导弹击中我驻越使馆后，胡主席亲自登门慰问
60年代中期，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从1965年年中起，便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美国深知中国是支援越南抗美的大后方，便不顾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惯例，竟把中国使馆也作为美国飞机空袭的目标。
1966年12月14日中午约1时许，美国飞机对中国使馆进行了轰炸。一枚响尾蛇导弹击中了使馆的两层建筑电影厅。导弹瞄的方向非常准，但首先撞在了电影厅前的一棵大树上，旋即爆炸。大树被炸断，电影厅的屋顶被炸掉三分之一，使馆、大使官邸和附近新华社河内分社的门窗玻璃全部被炸碎，堆放在院子里的备用自来水管也被炸穿了许多小孔。幸好使馆和新华社的同志都及时钻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轰炸过后，下午约3时许，胡主席乘车来到使馆后门和大使官邸之间的曲灏街，步行走到使馆后门，按响了电铃。使馆一位不懂越语的年轻人前去开门，一看是胡主席，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二话没说，飞跑去向朱其文大使报告。朱大使马上跑步去迎接胡主席。但胡主席没进门，只说已经知道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大使馆，特地前来向使馆的全体同志表示深切慰问。胡主席还询问使馆有没有人员受伤。朱大使感谢胡主席亲自来问候大家，并报告说，使馆没有人员受伤。胡主席听后才放心地离去。一小时后，越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阮维桢，副外长黄文利、阮基石和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市长）陈维光先后到中国使馆登门慰问。第二天，越南党中央对外部部长春水、副外长黄文进、国防部副部长陈参、人民军总政副主任范玉茂、越中友协副主席孙光阀等相继对我方表示慰问。
胡主席提议为中国留学生开办一个学习越语的半工半读“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
胡主席不仅同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大姐也很关心。每逢她们的生日，胡主席总要让秘书把他的贺电送到中国使馆，再转发到北京。
1968年秋的一天，胡主席让秘书瞿文烁来到使馆，转达胡主席的一个想法。他说，外电报道邓颖超同志已经去世，但又未见中方发消息，不知是否属实，特来中国使馆打听一下，如情况属实，胡主席肯定要发唁电。大使馆虽从未听说邓大姐去世，断定是外电在造谣，但由于胡主席如此关心，还是向国内作了报告。几天后，国内指示使馆转交一封邓大姐给胡主席的电报，我记得第一句话是：“敬爱的胡伯伯，我还活着……”接下去说，她现在的身体比前一段时间要好一些，还能做些工作，感谢胡伯伯的关心，祝胡伯伯健康长寿，希望有机会在北京和胡伯伯见面。
胡主席还十分关心中国留学生学习越语的情况。1965年和1966年，已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在越南正规大学学习。但胡主席提出，再为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办一个学习越语的半工半读“学校”，胡主席亲自担任“校长”，朱其文大使担任“教务长”。学生共有十余人，半天在越南的工厂劳动，半天由越南的大学老师上课。每隔一个多月，胡主席便把这些半工半读学生召到主席府，亲自检查他们的学习有没有进步。这些同学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为发展中越关系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有两位同学曾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和副武官。
1969年胡主席逝世后，胡主席的秘书武奇和瞿文烁先后担任胡志明博物馆馆长，当年为中国半工半读留学生授课的老师阮辉欢曾任胡志明博物馆副馆长。他们继续同中国大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任驻越大使期间曾多次参观胡志明博物馆，也多次相互宴请。彼此见面时的主要话题，甚至是唯一的话题，就是胡志明与中国。
2000年春，新任胡志明博物馆女馆长阮氏情请求中国大使馆帮忙办一件事。她说，博物馆有四件展品已经老化，需要更新。这就是1933年胡主席在香港为躲避港英当局侦探的跟踪，化装成华人从香港逃往福建厦门时所穿戴的一件长袍、一顶呢帽、一双布鞋和一副墨镜。我立即让使馆文化处三秘彭世团去找阮氏情馆长，逐一详细了解具体要求，量下尺寸，拍下照片，报告国内。外交部亚洲司领导也十分重视，指定专人在北京抓紧落实，选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加工制作也都最为精细。四件展品做好后，大使馆将其作为礼物赠给了博物馆，就像当年大使馆给胡主席送去熊猫牌香烟和崂山矿泉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