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难忘往事　畅谈政治抱负　马英九细诉心声

【美国《读者文摘》月刊（中文版）9月号文章】题：和马英九谈心
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是台湾耀眼的政治人物。最近马英九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本刊委派的名作家孙玮芒访问，畅谈难忘的往事，也谈了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名副其实地对读者细诉心声。
孙玮芒：你当年取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本来可以留在美国当律师，收入很好；回台湾工作是基于什么原因？
马英九：我在1973年考取中山奖学金去留学，而中山奖学金的宗旨是希望得主学成后归国。我自己也觉得应该回国服务。我跟内子周美青在美国恋爱的时候就已经讲清楚了：“我是要回国服务的，如果你不想回台湾的话，那就没办法。”我们出国念书就是为了要学到对自己国家有帮助的学问，这是最起码的责任感，不是高调。
我们这一代在台湾经历了首次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参加了保卫钓鱼台、抗议日本与中国大陆建交等活动，所以有很多跟上一代完全不同的经验。譬如说，到街头去示威，呐喊“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在过去，“领土”、“国家”、“主权”等词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但是经过学生运动的洗礼，这些都成了鲜活的奋斗目标。同样的，我们也关心台湾的社会，尤其是中央民意代表新陈代谢问题，以及社会的贫富差距。
孙玮芒：你刚回国的时候，台湾留学生对国民党的看法是两极化的，有人指摘这个政权采取威权统治，高压、腐败，你却选择为国民党服务，你在美国的朋友当时怎样看你？
马英九：这方面固然是问题，但如果你真的要改革一个体制，不投身其中只是徒托空言。
我回国是在1981年。我到总统府第一局报到，局长的房间就在我隔壁，中午我吃完饭常去跟他聊天。当时我跟他说，“二·二八”事件将来一定要平反；那时候还没有人敢碰“二·二八”，过了五六年才有立委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但我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我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我都曾参与规划。我们在国外时有很多机会跟左派、台独辩论这些问题，因此，哪些是该做的我们都了然于胸。我举个例子：1987年，我帮蒋经国总统规划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方案。当时我们不可能为此修改宪法，因为修宪权在国民大会手中；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退职，只好先用时代的需要、民主的理论和很优厚的条件鼓励他们退，人数减少之后再改选。我在1971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从法律观点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陈代谢问题》，发表在台湾大学的刊物《大学新闻》。我在大学时代就谈这个问题，没想到后来可以亲自推动这个改革，感觉真是非常奇特，也非常震撼。
孙玮芒：在你的从政生涯和学者生涯中，有哪些人对你影响重大？
马英九：做学问方面，我觉得丘宏达教授对我影响很大。我对钓鱼台的认知，最先是从他那里来的。后来我发现他不但爱国，关心时局，而且做学问非常扎实，一丝不苟，是一流的学者。我在哈佛大学博士班的指导教授宋恩做学问也是一丝不苟的，我每两个礼拜送一章论文给他批改，他连标点符号都要改。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连标点符号都要改，他正色说：“如果你小地方马虎，人家会认为你大地方也马虎。”我听了为之动容，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一样嘛！从小的地方看大，不要忽略小节。丘宏达老师在做学问方面同样严谨，后来我在大学教书也这样教我的学生。
在政治方面对我影响重大的人，不一定是当代的。譬如我在法务部推动反毒的时候，最崇拜的当然是林则徐啦。他不但有国际观，搜集烟商动态的资料也非常有技巧。此外，我担任台北市市长之前，对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就挺佩服的，他建设台湾、建设台北都很有远见，很了不起。至于其他领域，我高中时代崇拜胡适，读他的自由主义文章，十分感动，也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我在不同阶段钦佩不同的人，像我现在看曾国藩的书如《挺经》，就对书中讲论修身强调“慎独”的工夫，十分欣赏。
孙玮芒：你1996年离开法务部部长的职位，是不是你生平最大的挫折？好像没有别的事情给过你那么大的刺激。
马英九：那时候，我对整个环境真的是很失望。多少人跟我说：“你不要这样查下去了，到最后会把你自己搞垮掉的。”我说：“不会的，我相信我们的制度，相信我们的长官。”很不幸，我查贿选，到最后还是挡不住既得利益者的反扑。你看我们到今天还在扫黑。
我离开法务部的时候，部内同事匆匆忙忙开了个欢送会，有位司法官训练所女学员跑来向我献花，然后抱头痛哭。她一面哭一面说：“马部长，我当年决定考司法官就是因为你的关系，因为你在改革，现在你走了，我们要怎么办呢？”当时的检察总长也说，他在检察界那么多年，没见过像我这样的部长。他说：“如果你再做三年，台湾真的会很不一样。”
我当时真是眼泪往肚里吞，很感慨。其实我的基本理念早在我读高中时已形成：法治跟民主一样重要，民主不能没有法治。我们的民主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品质很差，就是因为没有法治，所以我们必须整顿政风，扫除黑金。但是我一个人拼命摇旗呐喊，却没有办法抵挡恶势力的集体反扑，非常可惜。那个时候如果放手让我好好做下去，去年也许就不会有政党轮替了。
现在的法务部长陈定南也很努力，方向是对的，像查贿选、扫黑、肃贪。在我们那个时候就订了一些重大政策和规范，他现在用心地执行，我觉得应予支持。
孙玮芒：你担任过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特任副主任委员，一直对两岸情势关切。现在的两岸关系比起你担任副主委的时代，有没有改善？
马英九：没有，我觉得反而倒退了。两岸关系固然不应该太热，但是当情势已经走到某个程度，你就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譬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应该推动“三通”，因为台湾的厂商都跑去大陆了，我们如果希望双方将来有个正常的经贸关系，势必除了让我们的人去投资、让我们的货物进入大陆之外，也要让大陆的人来投资、让大陆的货物进入台湾。“不要跟大陆打交道，跟国际打交道”是不行的。大陆幅员那么大，有那么多台商在那边，你怎么可能这样呢？我们必须采取务实的做法。
陈水扁总统的就职演说提出“五不”，基本方向是对的，就是遵守宪法，不宣布台独、不更改国号、“两国论”不入宪、不办“统独公投”、不去废除国统纲领跟国统会。可惜后来他脚步有点摇摆，有点蹒跚，不怎么坚定顺畅，尤其对“九二共识”一直不愿承认，是一大败笔。民进党反对统一，但陈水扁先生是中华民国总统，必须遵守宪法。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必须拿出决心和魄力，设法突破，然后举行辜汪会谈，再跟对方谈“三通”，也谈安全保障和国际空间等问题，逐渐把两岸关系稳定下来，并且向前发展。
孙玮芒：你如何看待“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
马英九：台湾的情况和香港不同。香港本来是殖民地，殖民地还给母国，因为制度和母国的不一样，实行“一国两制”，至少在逻辑上还说得通。但是台湾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多了一个老板，大家都无法接受。
中共表示台湾的“一国两制”可以变成“一国三制”，会比对香港的条件更好。它试图展现很大的诚意和善意，可是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了，你开出的条件再好，但要当我的老板，我怎么会肯呢？“一国两制”不是条件好坏的问题。台湾人民会想，你这个条件我要是接受，我就变成你的一部分了，那怎么跟你谈条件呢？不过现在钱其琛说一个中国包括大陆跟台湾，这讲法跟我们的国统纲领越来越接近。
孙玮芒：中国大陆辽宁省省长薄熙来曾公开邀请你去辽宁交流访问，你什么情况下才会应邀？
马英九：将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修订相关法令，开放民选市长及直辖市长访问大陆，我才以台北市市长身分正式出访。访问地点除辽宁省外，也可能包括上海等其他城市。有关访问大陆的时程，虽然行政院陆委会正在规划研议相关规定，蔡英文主任委员也多次提出可能的时间，但是能否在今年定案，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孙玮芒：你父亲马鹤凌先生经常关切你政治生涯上的选择，你对父母亲的教诲也一直感激，他们对你的要求，有没有什么是你没做到的？
马英九：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我们家五个孩子，以前只我一个在台湾，最近我大姊也回来了。我总觉得对父母须多尽一份孝心。父母对我的教育很重视。我们全家人都很亲密。我年纪越来越大，51岁了，父母不可能再什么事情都给我出主意，大部分事情就让我自己决定。但他们总是保持关心，从小就是这样。他们关心是关心，最后决定都是我下的。
孙玮芒：你如果不从政的话，最希望做什么工作？
马英九：我最大的兴趣是做研究。很多人不知道，我曾连续教了17年书。我当选台北市市长以后，才辞去在大学的教职。我今年2月到美国开会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那是我公余在家里写的。
图片：
1、马英九
2、我们出国念书就是为了要学到对自己国家有帮助的学问，这是最起码的责任感，不是高调
3、我们的民主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品质很差，就是因为没有法治，所以我们必须整顿政风，扫除黑金
4、两岸关系固然不应该太热，但是当情势已经走到某个程度，你就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