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英文章　台湾松绑“戒急用忍”的政治角力

【香港《新报》8月22日文章】题：台湾松绑“戒急用忍”的政治角力（作
者　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统筹员王家英）
在台湾，由总统府召开的经发会两岸组日前达成“台湾优先、全球布局、互惠双赢、风险管理”四大基本原则，锐意松绑李登辉时代的“戒急用忍”政策，朝“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方向，全面推动两岸经贸发展。然而，共识甫公布出来，即引发副总统吕秀莲的强烈批评，认为松绑“戒急用忍”只是向台商和统派屈服，最终只会掏空台湾经济；她甚至呼吁“当家、掌权的人要有勇气面对历史良心”。
吕陈矛盾再度公开化
对于吕秀莲的批评，总统陈水扁迅速作出坚定的回应，重申经发会的共论就是他的结论，并反击只有没有信心的人才会害怕竞争，惟有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政策，才是明智的选择及正确的方向。
有论者认为，吕陈之间的一来一往，反映了吕秀莲的不甘雌伏和二人的权力矛盾的再度公开化。然而，这样的解读明显过于将松绑“戒急用忍”政策的争议个人化，忽略了其背后长期以来从未停息过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斗争。
事实上，对于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在台湾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跨越党派的正反不同立场。在政界中反对松绑“戒急用忍”政策不独吕秀莲一人，不少独派元老如彭明敏、辜宽敏等也在反对行列。而早前成立的、由李登辉“背书”的台湾团结联盟，亦公开支持延续“戒急用忍”政策。至于在舆论界，《自由时报》反对松绑“戒急用忍”政策的立场，更是众所周知。
正是正反不同立场始终未能妥协，过去李登辉提出和实行“戒急用忍”政策，也曾受到国民党内部和其他党派特别是新党和统派不同程度的非议。如今陈水扁政府提出松绑，只不过以相反政策重燃争议。稍有不同的是，过去民进党较支持“戒急用忍”政策，此番突觉今是而昨非，使得不少民进党人未能调整过来，
并因此怀疑陈水扁屈服于台商和统派的压力罢了。  
错过“三通”前景堪虞
其实若仔细观察，不难发觉，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并非陈氏突如其来的主张，在其竞选总统之初，在两岸经贸问题上便正式提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的政策纲领，而当选总统之后，更曾承诺会积极推动两岸“三通”；但由于民进党内阻力甚大，再加上两岸关系持续未见改善，有关的政策构思才迟迟未见落实。
问题是，陈氏上台一年多来，受到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大幅放缓的冲击，台湾经济出现近数十年来罕见的滑坡。据行政院主计处最新公布的数字，台湾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率为负2.35%，创下1975年第二季以来新低；全年经济增长率预估值为负0.37%，更是1952年开始台湾有统计经济增长率以来首次负增长。
根据大多数经济学者分析，台湾的经济之所以迅速步向衰退，出口过于依赖美国固然是主要因素之一，但同样关键的是，在美国经济急速放缓并严重冲击台湾经济的同时，台湾未能适时而积极地打开两岸“三通”，不仅使它无法利用两岸“三通”的机会大幅降低台湾经营成本、提高竞争力，也使它错失在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中，全面抢占份额庞大且蓬勃发展的中国大陆市场，为台湾经济重新定位布局、寻找出路的契机。不少论者甚至认为，一旦错过当前利用“三通”开创经济新局的契机，台湾的经济优势将加速流失，前景堪虞。
对于台湾上述的经济困境和可能出路，台商和外商均深有体会，尤其是具有远见的台商，其所感受到的危机意识，更是前所未有。也因此在过去一年来，不断向陈水扁政府进谏施压，力促当局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开放两岸“三通”。无论当初陈水扁提出松绑“戒急用忍”政策的主张只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还是对台湾经济的出路早有深刻的认识，随着来自台商的压力不断升高和台湾的经济环境日趋严峻，他似乎日益坚定其必须尽速落实有关政策的看法。
借经发会扫除障碍
就这一角度看，陈水扁之所以召开经发会，就有如1996年李登辉召开国发会一样，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政治策略考虑。当年李登辉召开国发会，是为其在国民党内引发极大争议的总统扩权和废省主张，引入党外的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民进党以为奥援。陈水扁这次召开经发会，其主要目的则是鉴于民进党内反对松绑“戒急用忍”政策的阻力极大，因此透过引入党外的社会政治力量，为其推动松绑“戒急用忍”政策背书和扫除党内外杂音。
如果上述的分析离事实不太远，陈水扁这次松绑“戒急用忍”政策，极可能是动真格的，值得各方密切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