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美人士对比中印经济改革成效后认为　印度应把目光转向中国

中国不断与时俱进
【印度《印度教徒报》8月16日文章】题：贸易战略：中国的经验（作者　该报战略事务编辑拉贾·莫汗）
看看下面的悖论：中国是一个思想开放的封闭社会，印度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按照政治学的经典定义，共产党中国是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其核心是一党执政。相比之下，印度是一个建立在民主和多元政治秩序基础上的“开放”社会。然而今天中国要比印度来得开放和全球化。
仅仅用一代人的时间，中国的改革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之一。在此基础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第二大强国。在开始改革10年后，印度仍然陷于自我怀疑之中。印度不愿像中国那样与过去彻底决裂。
印度的政治阶层以民主和难以就复杂的政策问题达成共识作为借口，为步履缓慢的改革开脱。民主与否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释印度和中国的现实。中国也许没有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但它却拥有欣欣向荣的政治文化。
共产党领导层设法驾驭党内外众多互相冲突的利益。过去20年的中国政治始终围绕着确定改革的步伐和方向。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调和经济变革的迫切需求与来自部门利益的反对。他们不得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出让步以适应政策需要。他们埋葬了过去的口号，发明了新的口号以顺应当前的现实。
中国不怕迎接挑战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尚未结束的关于“现代化”与“西化”的紧张关系，以及寻找中国与西方的正确关系的讨论。这些问题也正是印度改革政治的核心。印度和中国截然不同的结局是政治领导才能差异造成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解释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这种矛盾现象。
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之后，中国领导层到70年代末承认了必须通过接近西方使中国实现纯粹的现代化。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由国家领导的社会变革的破坏，印度仍然谎称旧秩序是有效的。印度领导人宁愿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不是对它进行彻底改革。在谋求国家长期目标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一直心甘情愿作出艰难的决定，而印度领导人始终不愿忍辱负重。
与贸易有关的问题揭示了近一个时期印度和中国在世界观上的鲜明差异。中国把国际贸易当做增强国家繁荣和提高国际地位的手段，而印度则把贸易当做某种必须以国家权力全面加以控制的无法避免的灾祸。那边是共产党中国与整个国际社会进行艰难的谈判，以便设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这边却是印度的空想家——既有来自在野党的，也有来自执政党的——暗示印度可以退出全球贸易体系。
再看看中国对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支持。相比之下，印度却坚持不让新一轮谈判启动。中国希望自己作为最大贸易国之一的地位获得合法化，而印度却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能够阻止下一轮贸易谈判。
印度的政治领导人总是唠唠叨叨谈论全球化的威胁。中国怎么样呢？并不是中国就没有问题。全球化将迫使中国打破铁饭碗，解散大型国有企业，彻底改组农业部门。中国意识到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它准备通过巧妙运用自己的力量来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如果说中国采取的是务实的态度，那么印度仍然囿于意识形态。新德里采取的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并且拼命捍卫这些做法。最后，印度硬是被逼迫着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就像在10年前的乌拉圭回合中一样。
中国用贸易消敌意
中国还设法利用贸易杠杆来抑制它与美国关系中的消极走向。印度认为贸易政策是很久以前宣布的对北方工业化世界的圣战的组成部分。印度不是借助贸易问题加强与美国之间新出现的一致，而是把有关贸易分歧的争端当做关系到国家荣誉的大事。
看看中国利用它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削弱布什政府最初出于意识形态的敌意。它动员了美国企业界的同盟者，抛出可以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业诱惑（最新例子是购买36架波音商用喷气机的订单）。北京已经使布什政府不再使用“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这句火药味十足的套话。中美之间的对抗像往常一样让位于商业利益只是早晚的问题。
与中国相比，印度似乎对是否要信赖美国新近表现的政治友善犹豫不决。几十年来，华盛顿政府第一次愿意承认印度的全球地位，并打好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印度不应把贸易政策当做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理由，而应该利用贸易领域的机会巩固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没有人认为印度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新德里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能表现出一点点务实的精神。
倘若未来美国政府要散发举办围堵中国“聚会”的请柬的话，在亚洲也许没有什么人会接受。中国与其邻国经济关系的扩展已经提高了亚洲国家与北京保持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中国做好了巩固其在该地区首要政治和战略地位的充分准备。
中国的经验表明，贸易可以是促进国家繁荣、地区影响和国际地位的有力工具。如果印度要效仿中国，它就需要把贸易政策从过时的意识形态口号和官僚主义陋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印度要做的有很多
【《印度时报》8月15日文章】题：展开竞争：印度可以比中国做得更好（作者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苏米特·甘古利　耶鲁大学教授T·N·斯里尼瓦桑）
经济停滞的幽灵正困扰着印度。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2000—2001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从上一年的6.4%骤降至5.2%。几乎所有部门都出现了衰退。这些统计数字够沮丧的了。
如果印度的经济决策者真正关心穷人困苦的话，他们会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在消除本国特有的贫穷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迈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步伐。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平均以每年10.5%的速度增长，几乎是印度的两倍。在继续宣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中国已经进行了迈向市场的长征。与印度流行的看法相反，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是普遍存在的高压政治，恰恰是以物质刺激代替官僚控制的束缚，才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
当然，单单结束控制并不能解释非凡的增长速度。中国还明智地对初等教育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并诚恳地招揽外国直接投资。印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都相形见绌。印度的社会指标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好不了多少，基础设施陈旧而缺乏，每年吸收到的外国投资比泰国还要少很多。
然而，印度的经济管理者却仍然自鸣得意地为本国糟糕的经济表现寻找站不住脚的理由。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增长率是无法长期持续的，印度正是因为聪明地选择了放慢经济自由化步伐才逃过了东亚的金融危机，快速的经济增长会给印度社会造成巨大的不均。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理由都大错特错。当然，中国两位数的增长率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然而，印度能够开始实现接近于这些数字的增长率并至少保持10年时间吗？
诚然，相对不均现象在中国有了明显增加，但中国人口的几乎所有阶层似乎都得到了实惠，这也是事实。而经济自由化会加剧贫富不均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毕竟，40年的经济控制也根本没有减少印度的社会和经济不均。
尽管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但如果没有充满活力和增长迅速的经济，印度将不会被真正当作一个亚洲强国，更不用说是世界强国了。印度与美国关系的升温并不意味着印度被看作是一个可以帮助遏制中国扩张主义的大国。
不过，现在动手避免经济停滞还不太迟。倘若印度的经济管理者重新启动陷入停顿的经济改革过程，在经济中引入更多国内和进口竞争，通过消除国内壁垒实现印度内部的贸易自由，彻底改革劳工和破产法，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引入金融合并，改革税收体系，确保充足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健开支，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真实的、有限度的社会安全网络，那么，印度的表现没有理由比不上中国，甚至应该比中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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