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菲律宾绑架区的报道　身陷魔域的中国人

最后一次见到张忠义，是7月8日。
我们约好在菲律宾南部最大的城市达沃见面谈谈他哥哥的事，谈毕分手，他返回距达沃180公里的马尔马尔灌溉工程工地，我返回马尼拉。
分手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抢上前硬要塞给出租车司机100比索（1美元约合51比索）车钱。而后，目送我离去。没想到，一个多月后他也落入了绑匪之手，至今仍在虎穴，成了令所有同胞牵挂的最后一名中国人质。
在和我交谈时，张忠义总是紧紧攥着他的手机，因为这是得知哥哥张忠强下落的唯一途径
就在8月19日，张忠义的哥哥张忠强及同乡薛兴在政府军与绑匪交火中遇害。据菲军方说，当天上午9时左右，一支政府军部队与挟持张忠义等人的绑匪遭遇并交火，张忠强和薛兴及另一名人质王胜利趁乱向政府军方向跑，绑匪开枪，张忠强和薛兴当场死亡，王胜利受伤后由政府军救出……
菲军方最初宣布的遇难者是张忠义和薛兴，至20日晚些时候又更正说不是张忠义而是哥哥张忠强。张忠强遇害时才四十来岁，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薛兴也很年轻，没想到他们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葬送在为之辛苦建设的异国他乡。
大难不死的王胜利我也认识，因为他是工地保安事务的负责人，所以7月8日我执行完采访任务后，就是由他一路护送返回达沃的。目前，他已经被送到马尼拉，受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保护。
马尔马尔灌溉工程从去年初开工，计划今年9月完工，通水后可使当地1.2　万公顷土地得到灌溉。菲总统阿罗约7月23日发表国情咨文时曾提到过该工程，称其“十分重要”，而当地舆论更是将该工程看作是政府努力实现南部和平和恢复南部经济发展的象征。
但是，作为这样一个造福四方的工程的中国建设者们，却一再遭遇不幸。
6月20日，该工程土石方项目经理张忠强从达沃办事后返回工地的途中被一伙武装分子绑架。绑匪曾通过一盘送到当地电视台的录像带公开勒索400万美元赎金。在电视台播出的录像里，一名全副武装、黑头套遮面的绑匪头目一只手抓着张忠强肩头的衣服，不停地用当地话叫喊。张忠强的胡子已经很长，面无表情，不时用手轰开包围着他的蚊蝇……现在知道，这盘录像带就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留影。
我们的采访地点选在张忠义住的旅馆楼下的一家小咖啡馆，我注意到张忠义总是紧紧攥着他的手机，因为这是得知哥哥下落的唯一途径。交谈中，张忠义对我说：“我们家里人都盼着我哥哥回去，即使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也要确保我哥哥平安无事。”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他对面的我清楚地看到，这个多年在建筑行业闯荡的汉子额头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在昏黄的灯光下分外醒目。
7月7日，也就是我采访张忠义的那天早上，绑匪第一次打电话勒索赎金，还让忠强同忠义通了话，张忠强说他还好，希望早点把他弄出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因为绑匪开车带着他走了很长的路。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要求菲政府和军方尽快营救张忠强，中国驻马尼拉使馆也反复同菲政府有关部门交涉，但一个多月过后仍然毫无结果。当张忠义于8月12日带着得来不易的500万比索满怀激动地前去赎哥哥的时候，毫无信义的绑匪却将他和同行的薛兴、王胜利也扣为人质，并通过电话到当地电台公开勒索1000万美元的巨额赎金。
绑匪是一个二十几人的小团伙，他们买通司机等人，谋划多日才动手绑架　
我真正开始深入了解绑架案是在7月初的一天，我第一个见到的人是马尔马尔灌溉工程工地的具体负责人老余。
据老余介绍，作案的是一个二十几人的小团伙，专以绑架为生。在当地，这种土匪组织很多，而且团伙之间还有“协议”，小团伙绑到人后交给大团伙，由大团伙出面勒索赎金，四六分成。绑架得来的钱用于购买武器装备、日常花销和挥霍上，反正有钱就过舒服日子，钱花光了再寻找下一个目标。
绑架张忠强并不是碰巧，据警方后来提供的犯罪分子口供，绑匪们串通了工地上的一个当地工程师、一个修理工以及张忠强外出常雇车的车主和司机，利用张忠强经常往返于达沃和工地的特点，谋划多时才制造了这起绑架案。
张忠强出事的当天，那名当地工程师估计张忠强大约已离开达沃，便打电话到其每次去修理机器的店铺，询问他是否已离开。得知张忠强已上路，绑匪便在路上等着。司机开到约定的地点，假装车出故障下去检查，绑匪们就上车绑架了张忠强。
老余估计绑匪们至少忙活了一个月。因为当地人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办事效率很低。这一点也体现在警察身上。张忠强失踪后，工地方面第二天就报了案，警方找到了司机，司机说绑匪把他放了回来，警方便信以为真，把司机放走。直到十多天后，在我方强烈要求下，警察们才再到司机家中寻找线索，结果挖出了张忠强带去达沃修理的机器，确认司机是嫌疑犯，将其逮捕。司机很快交待出车主等人，案子才算有了眉目。
工地上的人对菲律宾警方的办案方法十分不理解，认为这要是在其他国家，最起码会先把司机监控起来。如果司机及时“跑路”，案子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查清。此外，警匪一家的丑闻已多次被当地报纸披露。有一则流传的笑话说，英国发生了绑架案，警方可能十分钟后赶到现场，美国发生了绑架案，警方可能五分钟后赶到现场，而菲律宾发生绑架案时，警察可能就在现场。
老余他们也不太信任政府军。他们给我举了个事例。过去他们曾雇用过一个当地人，此人在施工中两次拿刀威胁我方技术人员，我方认为其暴力倾向太严重，费了很大劲才将其辞退。但是，没过两天，这个人便扛着一支枪大模大样地坐在工地办公室门口，声称是来保护我方人员的——原来他刚刚加入了政府军，被派来站岗。可是谁敢让他保护？以前动不动就向我方人员挥刀，现在有枪在手，还不更猖狂？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军里也有败类。
当地发生的绑架案大多是以付赎金收场的，只有极个别例外，比如一个付不出赎金的瑞士后裔老头儿，用自己换出儿子，在绑匪手中过了大半年，最后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算是非常走运的一例。南部因绑架而闻名世界的阿布沙耶夫武装收了赎金后，还给人质拍照片，并在背面盖上“已付”字样的印记作为“发票”。
长期身处马尼拉，我一直认为菲律宾人是乐天知命，朴实温和的民族。我无法理解，在南部为什么同样看上去朴实温和的人们中间，竟会有一些人变成了凶残的土匪？特别是当看到那些穿着破衣玩耍的可爱的孩子们，我更无法想象他们长大了是否也会干绑架勒索的勾当——金钱真的会使人变成魔鬼吗？
第二天临行前，当接过工地师傅为我这个素未谋面的记者连夜新蒸的一大包热馒头时，想到他们现在的处境如此艰难，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见到老余的那天，我跟着他去了工地。从达沃乘临时租来的面包车，在两名持M 16步枪的政府军士兵护卫下，带着刚刚修好的机器，我们走了3个半小时，才到达位于北哥打巴托省的工地。工地很偏僻，从一个叫卡门的小镇拐上颠簸剧烈的崎岖土路，还要再走十多分钟。
当车子停在几幢简易房门前时，我终于见到了三三两两的中方工作人员。工地上的60来人中还有4名女性，其中3个年轻女孩都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最小的24岁，最大的26岁，从事翻译、质检和财务工作。
工地上的生活是简单而相对枯燥的，但设施较齐备，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这里什么都有”。通过自己竖起的二十多米高的天线杆，他们能够接收许多电视频道，包括国内的一些电视台。他们还将手机改装成坐机，再连上传真机作为联系外界的主要途径，他们自己接水管、盖浴室和厕所、砌水池和洗衣台，还趁水泥未干的时候，在洗衣台上做出搓板的楞。我不禁对他们在如此荒僻的环境下白手起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材料建设起如此完备的生活设施发出感叹，可他们却说：“你想想，那么大的水坝我们都建起来了。”言外之意，做这些小东西又算得了什么。
工地上最令人刮目的是有三位厨艺很棒的大师傅。其中一个长得很高但又出奇的瘦，我叫他“瘦厨师”。正在大家纷纷向我夸赞厨师的手艺时，一直沉默的“瘦厨师”说：“我最近都没心思做饭。”他的话说中了大家的心事。
自绑架事件发生后，菲政府已经派遣了武装部队保护工地人员安全。工地上也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改变房屋出入口方向等。夜里有政府军士兵在宿舍门口值勤，白天采购人员外出，政府军也会派兵跟随保护。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愿望，早日完工，早日回家。
离开工地的头天晚上，“瘦厨师”说，明天早上吃馒头，我脱口而出：“太好了，我在马尼拉半年都没吃过馒头！”“瘦厨师”立刻起身教我发面自己做馒头，让我当晚就吃上了精致的小馒头、小花卷。党支部书记老江又悄悄委托木工给我做了一个擀面板。第二天临行前，当我接过擀面板和“瘦厨师”新蒸的一大包热馒头时，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工地上出去采购，有时一次往返要两三百公里，每样东西都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下，他们却觉得我一个人在马尼拉不容易，总是问我要不要带走点他们从家乡带来的梅干菜，要不要带点发面用的干酵母等。
带着这份感动，我把馒头和擀面板背回了马尼拉，肩上沉甸甸的其实是这些尚处在危险环境中的人们的一片至诚心意。馒头至今还冻在冰箱里，打开包装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两个做成了精巧的小兔形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想到他们的处境，我无法咽下这些馒头。也许等到张忠义获释、他们完工返回祖国怀抱的那一天，我再细细品味这包意义不同寻常的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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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国日益猖獗的匪患，政府军频频出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