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小说死了吗？——作家与出版人为法国小说诊病

【台湾《中央日报》7月23日文章】题：法国小说死了吗？（作者　郑宝娟）
法国文学曾着实风光了好几个世代，以精英文化赫然流传于世界各地的大学讲堂、国家图书馆和文艺沙龙。作为文学最重要表现形式的小说，在法国也取得比在其他地区更辉煌的成就。19世纪可以说是法国小说的黄金时代，欧洲各地小说作家都以法国的同行们马首是瞻，连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这类大家，都还把巴尔扎克、福楼拜和司汤达视为典范人物，当时的巴黎是整个西方的“艺文中心”，是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巴黎作为世界文艺思潮核心地带之龙头地位仍然不容置疑，“存在主义”哲学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思潮甚至信仰，存在主义小说则成为了全球文艺青年须臾不可离的手头书。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文艺思潮是“新小说”，产生了一代大家如娜塔莉·萨罗特、罗伯—格利耶、克洛德·西蒙和塞缪尔·贝克特。“新小说”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不仅对法国文学是如此，它甚至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流派，克洛德·西蒙从而赢得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文化热在60年代之后仍然持续升温，哲学思想于存在主义之后又有胡塞尔的现象学、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出了很多世界级的学术明星，如梅洛·庞蒂、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近一二十年来，研究这些哲学家之思想的各国研究人数成倍往上翻，已被欧美学界视为一门新兴的跨国产业。
唯独法国小说好景不常。在60年代“新小说”作家们以异端姿态出现，到80年代以克洛德·西蒙勇摘诺贝尔文学奖之桂冠将之送入文学圣殿之后，法国小说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便逐步消退，甚至消散。法国小说家们在这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文化经验、东方主义盛行的时代，正体验着被“边缘化”的凄凉处境。咸认“新小说”诸家企图结合最小说化与最不小说化、最通俗与最不通俗的创造元素，以案中案的侦探小说的情节与布局，佐以本质上属于诗的主观抒情和反传统的叙事技巧，打出了色彩鲜明的旗号，让了解与不了解它的门道的读者都望之俨然。而在“新小说”发展的巅峰期一过，便再无主流。六七十年代之后，法国小说创作新潮汹涌，群体蜂起，新人辈出，实际上却缺乏在价值信念上进行深刻探求和坚定维护的精神。
眼下的法国，书摊上充斥着平庸之作，创作者与出版家存在着深刻的认知危机，共同承认的象征系统已分崩离析，对于普遍性大家都存疑，公众的鉴赏力已被好莱坞电影和低级小说给逐步销蚀。这种凋敝现象令有心人忧心忡忡，法国极富权威的《快报》周刊不久前曾以“法国小说死了吗”为讨论主题，举办了一次大型研讨会，让与会的作家与出版人各抒己见，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一、后现代思潮作为创作主导的先天性缺陷
后现代作家认为，组成真理的只是一些话语，话语是“人为的”，远远无法对“自然的”事态进行描述，这种观点首先就速写了书写的价值与可能。后现代小说家反对独断，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妄加肯定或否定，提倡“存疑”与“悬置”的精神，可这种否定，只是用一种新形式否定另一种旧形式，用新教条反对旧教条。
后现代主义作家们进一步主张，文艺创作不可能有占统领地位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过去西方文化的传统正是以道德、法律、真理的名义强人所难的一种主流，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道德、法律与真理在，曾因贴上这标志而被认可的，总要解体，被新的东西所取代。
问题在于，否定了传统，即否定了文学的社会职能，否定了雨果、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契诃夫这类前辈大家所成就了的一切。再说，难道真理没有普遍性与必然性吗？果真如此，人类岂不完全失去了精神坐标？
二、文学的社会职能被完全否定了
远在上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主张“文艺的功能首在教育”，要求作家塑造可供大众追随的英雄与模范人物。因为一部作品在作家手上，只是个人的事，可一旦变成铅字被刊载、被出版，便成了社会公器，不能不考虑它对读者心灵起的教化作用。除教化功能外，文艺作品还得负起审美功能，给予读者以美感、以喜悦，让读者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与诗意，在怡情悦性中也提升了自己生命的品质、加大了它的深度。一句话，小说的作用在于使这个世界更诗化，更富于文化教养。
可是眼下许多法国小说家却反其道而行，全盘否定了小说作品的教化与审美职能，任意践踏人之为人的价值，对人性作无情的暴露，甚至以它的黑暗面为着眼点，以耸人听闻的情节制造轰动效应，诱使读者掏腰包买书，如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安戈写了一本叫《乱伦》的小说，在书中细细描绘她如何被自己亲生的父亲强奸。小说出版后，这位女作家为了促销而频频与读者座谈，甚至上电视现身说法，公开宣称“乱伦不应该成为社会的禁忌话题，而是一个可叙说的创作主题”。另一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写了本叫《迷失》的小说，整本书除了女主角的性幻想之外，再无其他重要主题。法亚尔出版社的总编辑克洛德·迪朗不由得要问：“这种小说能买给子女读吗？”
三、“经济审查”劣币逐良币
出版界太过关注小说的销售潜能，往往干预作者的创作方向，迫使作者在书中加入许多出版人认为能够取悦读者的作料，甚至在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就预想它能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而为加深视觉效果牺牲了描述深度。如此一来，大大压抑了作者的原创力，也使一些高水准而又一时难以倾销的作品没有了出路。殊不知真正的杰作往往需要时间来显示它的价值，《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就曾说过：“我在为100年后的读者而写。”可现在的小说作家已没有了这个运气。有人说，过去出书要经过“政治审查”的过滤，如今出书则得经过“经济审查”的过滤。南部学报出版集团的总裁于贝尔·尼森认为这才是法国小说的致命伤，“因为‘经济审查’是一个品质负筛选的最有效手段”。
四、大文学奖沦为广告的角色
更坏的是，几个大文学奖的评审标准也阿附时尚，不再为读者在五花八门的作品中挑拣粹美者奉上桂冠；而是随着大潮流走，哪种类型的作品讨好读者，就把大奖给它。而几大文学奖评选大权控制在三大出版商伽利马出版社、格拉塞特出版社和启蒙出版社手里，更是为人所诟病。它造成的垄断现象有目共睹，得奖作家往往是评选大员与出版公司之间商定出来的人选。加之文学奖在日益高涨的经济漩涡中逐渐与文学价值分离而沦为广告的角色，已不具设立当初的精神蕴涵，对促进法国文学作品的提升，已不起太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