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加速了苏联解体——“八·一九”记者亲历十年前的八月，苏联摇摇欲坠

同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一样，苏联1991年的“8·19”事件也发生在星期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
我们是被分社社长老唐从睡梦中叫醒的：“总社来电话，苏联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靠边站……”
分社开飞行集会，分派任务。五分钟后，我们开车往市中心观察动向。
●我们的汽车比坦克先到
当时，苏联剧变已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闹得天翻地覆，苏联效法西方，搞了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民族纠纷和动乱蔓延、社会动荡、卢布贬值、商品奇缺；戈尔巴乔夫影响下降，叶利钦威望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和内务部长普戈等八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政权。此时，戈尔巴乔夫正携夫人在黑海之滨的政府别墅休假。我们的车拐上自西郊向东通往克里姆林宫的库图佐夫大街，发现前面有一列装甲车和运兵卡车停在路边，领头的指挥车里坐着一名上校。
“上校同志，到莫斯科来干吗？”我们问。“执行任务，”上校答。
按常理，连非洲或拉美小国的一个上尉也明白，政变要悄悄地干，一旦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肯定已占领了首都所有要害部门。所以我们以为，苏联总统府所在地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政府与议会所在地“白宫”肯定被围得如铁桶一般。
怪了！我们车前方再也见不到军车。红场上一片和平气氛，游人不多，几乎全是外地人，一问，他们还没听广播，更不知“紧急状态”为何物；克里姆林宫前毫无动静。几分钟后，我们的车到“白宫”正门前停下，守门的民警都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一问三不知。国防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周围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车，别说军人，连路人也没几个。这时已上午十时，我们来到普希金广场，那儿是莫斯科传统的政治集会场所。广场上满是人，问了三四十人，只有一个明确表示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
有人传，军车已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又赶到红场东北的练马厅广场。广播车传出叶利钦站在“白宫”前的军车上发表的“反对军事政变，保卫民主政权”的告人民书。
“轰”的一声巨响从广场南端传来，人们不顾死活地拥过去。只见几十辆装甲车被市民拦在广场南口。一名少校“咚”的一声跳上装甲车顶，对人群大声说：“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不是来镇压人民的！看，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战车里没有炮弹！”说着他拉开弹盒让人看：空的。
这时，广播车报告，“白宫”吃紧，呼吁年轻人去保卫。“白宫”前已经用街心花园的长椅、铁栏杆、混凝土块、钢筋和卡车筑起乱七八糟的街垒。傍晚，我们回分社时发现，克里姆林宫旁、要道口和桥脚下，都已部署了坦克和装甲车。紧急状态委员会逐渐控制了局面。
●坦克上的鲜花和三色旗
20日早晨，我们又驱车到市中心采访。“白宫”前莫斯科河大桥已被轮胎放了气的无轨电车和混凝土砌块堵死，路障前是七辆塔曼摩步师的T72坦克。奇怪，坦克上怎么插了资产阶级俄国的白蓝红三色旗？坦克炮怎么不对着“白宫”，而是朝外？苏联小伙子说，这些坦克已投到叶利钦麾下，参加了保卫“白宫”的队伍。
我们过桥走到“白宫”前。只见周围有数辆坦克和几十辆装甲车，战车炮口插着鲜花。几个姑娘披着军大衣坐在炮塔上，同坦克兵搂肩搭背煞是亲热。不断有外国人和小企业主给军人送洋烟、冰淇淋和当时在苏联还很稀罕的易拉罐啤酒。一位女教员从战车上跳下告诉我们：“昨晚十时，阿加耶夫少校率5辆坦克投到叶利钦一边，今晨6时，塔曼师有50辆坦克倒戈。列别德和格拉乔夫的部队也在我们一边……”问了几个坦克兵，他们证实了这个情况。形势变得这么快，太出人意料了！
全天雨下个不停，衣服早已湿透。听说练马厅广场要举行市民抗议“军政府”的集会，我们赶紧去。广场口由克格勃部队把守，军用卡车、装甲车和板着脸背着自动枪的军人组成三道防线，同市民对峙着。与克格勃不一样，国防部军人在看市民递去的叶利钦声明，同市民并无对立情绪。平民随随便便爬上坦克留影。个别激进分子骂军人为“法西斯”，军人不动声色，反倒是围观者斥责这些人：“不许挑衅，不许侮辱我们的军人！”
高尔基大街上的莫斯科市政府前，上千人在冒雨探听最新情况。楼里不断送出影印的莫斯科市长波波夫的反紧急状态声明和已被紧急状态委员会禁止出版的民主派小报。大街两侧墙头和电线杆上散乱地贴着被禁报纸影印件，号召“罢工罢市直到军政府下台”，散布军队倒戈、外国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传闻。晚九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苏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部队倒戈辟谣。其实，这时“8·19”行动受挫大局已定。
●“白宫”门前
一大早，我们又开车到“白宫”附近。昨天在周围保卫“白宫”的战车已走得一辆不剩，但是街垒还没撤。
“白宫保卫者指挥部”的人一看来了外国记者，也不查我们证件，立即让一个小青年陪我们上“白宫”去实地采访。
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那个叫伊戈尔的16岁男孩耸起瘦削的肩膀，领我们翻过一人高的街垒，往“白宫”正门走去。他边走边告诉我们，凌晨有两个小伙子在离这儿约一公里的加里宁大街立交桥下，为阻截装甲车英勇牺牲。事后我们了解到，当时紧急状态委员会军事指挥部决定撤军，立交桥下的几辆装甲车奉命撤出。几个毛头小伙子以为军车要去打“白宫”，扑上去挡住装甲车驾驶室的?望孔。驾驶员两眼一抹黑，车撞到隧道壁，两个小伙子被颠下来轧死了。“白宫”墙下到处是帐篷和篝火，沿墙堆了几大摞枕头面包，那是好心的市民怕“白宫”保卫者挨饿，自掏腰包买的。伊戈尔们就靠这些泡了雨水的面包度日。
楼门口站着不少光脊梁穿黑色皮背心、端着自动枪的光头大汉，活像“兰博”。他们就着易拉罐啤酒啃香肠，用匕首把炼乳罐头扎个眼，仰头就喝。“兰博”们不让我们进楼，说是为了俄罗斯领导人的安全，连“白宫”保卫者也不许进楼躲雨。这时我们遇到了《真理报》的一位记者。他说：“紧急状态委员会真浑！本来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都在市郊度周末，很容易隔离起来。19日上午，在宣布紧急状态之后，愣是让他们带了保镖、开着车队，浩浩荡荡地进‘白宫’；对‘白宫’，既不停水断电，也不切断通信，任凭对方调兵遣将、联络西方，把自己打败！”
●庆功会主席台上
“8·19”流产，部队撤回驻地。莫斯科恰好也雨过天晴。
22日上午，接到俄罗斯领导人要在“白宫”后面的广场上开庆功会的通知，我（盛世良）赶紧开车前往。
广场四周制高点上有十余名神枪手巡逻。面对广场的“白宫”二层北平台权充主席台，上面站了百余名民主派的风云人物和外国记者。后因渎职下台的俄国防部领导人科别茨在一群西方记者包围中高兴得手舞足蹈，颠三倒四地重复挫败“8·19”的经过。这时，叶利钦总统等政要在警卫簇拥下来到主席台中央。我在叶利钦左侧占了个有利位置，同他仅相隔五六人。两名保镖打开一个公文包，原来是折成四段的防弹铅板，一人拉一头，挡在总统胸前。
几位领导人都激动地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科济列夫的一段话：“这次事件，使我们看清了，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是我们的真朋友！”此后相当长时期，这位外长认真执行向西一边倒的政策，直至被叶利钦罢免。等庆功会收场我开车回分社时，路障已拆得差不多了。街上到处是人，苏联人在八月的夕阳下，漫无目的的散步，怀着过上欧美式生活、振兴国家的美好愿望。不久后，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从黑海软禁地接回莫斯科，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连善于看风使舵、8月20日便托病不出的帕夫洛夫总理也未幸免，只有内务部长普戈宁折不弯，事败后与夫人双双饮弹自尽……
随后，叶利钦发布禁共令，民主派的拥护者麇集在苏共中央大楼旁，望着苏共党旗落地，拍手叫好。莫斯科各广场上的马克思、列宁纪念碑被涂上反共标语，捷尔任斯基、加里宁等苏联早期领袖的纪念碑则被扔到莫斯科河边……
苏联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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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瓦西里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