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克透露克林顿政府当年处理台海导弹危机决策内幕

莱克透露克林顿政府当年处理台海导弹危机决策内幕 1996年，美国航母驶向台湾海峡……
【台湾《联合报》2月16日报道】题：两岸军事　台湾处劣势——专访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莱克（记者　孙扬明　周德惠　陈英姿）
原文提要　布什政府几位高层官员都相当干练，鲍威尔专长在美俄关系，阿米蒂奇、沃尔福威茨是亚洲问题专家，对台湾问题相当了解……美国利益不会因为换了总统就变，新政府上台后两岸政策的改变可能不会如一般人所预期。
来台访问的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莱克昨天拜会陈水扁总统，交换有关两岸情势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看法。目前担任智库Intellibridge主席的莱克对美前总统克林顿中国政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他的主导下中国政策决策权由国务院移至国安会。
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美国的对应政策即由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莱克亲手拟定，后来美国与中国开始所谓“战略对话”，乃至克林顿任内与中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也都源自莱克与中共国务院对外事务办公室主任刘华秋的一场对话。
本报特别专访莱克，请他就布什新政府未来可能的中国政策以及克林顿政府当时处理1996年台海危机的决策过程作详尽的说明。以下是访谈摘要：台海政策有其历史脉络
记者问：如果“战略伙伴”不是描述克林顿第二任期时美国和中共关系的最好字眼，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布什政府的台海政策和克林顿政府有什么不同？
莱克答：他们才刚上台，可能还要几周的时间才能看得清楚。目前任命的几个高层官员，我认为都相当干练，特别是国务卿鲍威尔，我很敬重他。但过去他们的兴趣在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工作上所涉及的也都是这个领域，而并非亚洲，这我有点担心。在任何选战中，你会尝试重新定义这个世界，但当你执政后会发现，这个世界没变，美国的利益也不会因为换了总统就变，因此新政府上台后政策的改变可能不会如一般人所预期。
问：布什政府似乎对中国立场比较强硬，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战略伙伴”，你认为在台海关系上会不会因此出现不同场景？
答：等着瞧吧。我们知道他们选举时讲的话，他们还没有做成具体的决策，我们应该给他们机会。或许一些周边政策会有一些调整，但我不认为在方法上会有什么重大不同。
问：（国务卿）鲍威尔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最近一些谈话遣词用字有一些变化，鲍威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克林顿政府甚至之前的6位美国总统都没说过这种话，也没说过“台湾是中国内政”（阿米蒂奇）这种话，但他们公开陈述。你的看法如何？
答：我不会把它解读成什么政策的变化，我的经验是许多观察者在解读谈话时，往往超出谈话者本身的用意。我个人的看法是，美国的政策有其历史脉络，在这个历史下形成一些架构——这你们必须同意。我只是认为在一个新政府刚开始时，不需要过度解读。美“与北京愈少紧张愈好”
问：鲍威尔同时表示，两岸关系的解决必须循和平方式并且要为两岸人民所接受，但台湾和中国大陆差异大，政府决策形成过程很不一样，你认为
当鲍威尔说问题解决必须两岸都能接受，是什么意思？
答：明显地，当双方谈判得到结果时，这个结果必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我不认为他的意思是这需要经大陆人民复决同意。当你说“人民同意”时，你会以为他讲的是人民复决，我不认为他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件事需要双边同意，以及，再一次，美国不应该指导解决之道。我认为我们提什么建议都要很谨慎——不只是很小心，要很谨慎。我这不是回避，我一直都是这么说。我以前来台湾，记者总是问我是否扮演第二管道，我说我没带话。记者们总是认为我是在回避，但我是说真的，没有第二管道。
问：你认为台湾面临中共飞弹威胁时，怎么处理比较好？
答：我不应该提建议，那应视你们的国防需求以及与华盛顿讨论的结果而定。
问：你认为台湾在两岸军事平衡中是否已居劣势？
答：比起（俄罗斯）卖给北京的武器数量来看，台湾是居于劣势。
问：所以台湾需要更多防卫性武器？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付诸讨论。
问：1997年初，陆士达在得悉他将被聘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曾赴台访问，当时我访问他，他曾告诉我，美国是把它的对台政策调处在坐落于“八一七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之间，你认为布什政府是否也会有同样的概念？
答：在任何议题上，美国的政策都是就稳定而言，“与北京愈少紧张愈好”，但台湾关系法是一个法律，我们必须遵守。
问：我们是否可以说，美国所在意的是本区的稳定与平衡，而并非是台湾要拥有多少数量的武器？
答：我想我们出售武器到任何地方都是这个目的———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出售武器的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希望看到经由台湾的自制而形成本地区的稳定，而不是出自类似1996年3月美国的涉入。美国能做的是协助两岸对话
问：柴哥利亚教授曾经说，在1979年后，也就是美国与中共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共事实上已经开始减少福建沿海武力部署，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中共才又开始在东南沿海部署飞弹。我们如何解决这种明显存在的
紧张？
答：明显地，最好的解决是加强两岸关系、降低紧张。我们可以促进两边对话，不是就解决之道提出建议，而是协助双方对谈，协助降低紧张，正如同克林顿政府去年所做的，让两边特别是北京了解对话对他们有好处。如果美国超出这些而要提供什么解决之道，那就不是帮忙了。
问：陆士达以及一些美国官员——甚至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张戴佑都提过“中程协议”的建议，你的看法如何？这个建议是在1996年台海危机后产生的吗？
答：我们并未就解决方案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只是一再鼓励对话。
问：在1996年3月台海危机时，是你接手美国的中国政策，而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有些争执，是否能告诉我们你在1996年3月台海危机那次与中共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刘华秋会面的情况？我是指你们3月上旬在哈里曼夫人农庄的那次会谈。
答：我们第一次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还有克里斯托弗的餐厅用餐，这次又多加了国防部长佩里。那时，第一枚飞弹已经发射，我们在事前已经非常仔细地考量过在有关台湾问题方面如何发言，我们告诉刘华秋，我相信这也是第一次说“任何对台湾的攻击，都会造成严重后果”，你知道，这在外交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
在哈里曼夫人弗吉尼亚乡间的农庄，我们对话要点并不是完全摆在当时的危机上，虽然当时情况吃紧。我们谈的是与北京开始一个战略对话，我们进行了一整天非常清楚与良好的对话。然后，当年稍晚我访问北京。
问：就是7月9日的那一次？
答：就是那一次，日期可能稍早吧。在这两次的会谈中，讨论的内容都一样，我们努力处理的都是超乎当时立即的危机之外的，我们是开始一种关系，是经由一系列的议题界定与处理来决定我们的政策，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架构中去看，而不是把这些全部连接起来。这使我们可以更容易了解对方。
问：在那些会谈中，有关台湾的部分，你们谈了些什么？
答：有几个基本要点。首先，最主要的是，台湾、大陆与美国三方的主要共同利益，就是本区域的稳定。所以，一切的解决都必是和平的。这在1996年3月的当时，是很重要而且立即面临的问题。第三，各方（each　side）重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且我相信，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有赖双方决定，华府或其它方面不应提出解决方案。美“中”战略对话在李访美后
问：克林顿政府何时决定要开始与北京进行战略对话？此一决策的过程如何？
答：首先，我的记忆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了。（笑）可能是在1995年的秋季。
问：所以是在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之后？
答：是的，但也不全是因李登辉访问康大所引起。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我们逐渐察觉到政策应由一连串的议题来界定，而不单只是在原战略架构中。
问：就台湾而言，很重要的是，你开启了一个“战略对话”的过程，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任期中，顺着你所开启的这一过程，北京与华府达成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
答：我并没有说过“战略伙伴”这个用语。
问：我是问你如何看待这个由你所开启的过程？
答：我个人并不认为“战略伙伴”是一个适当的字眼。我也不认为“敌人”、“敌对”是正确的用语。事实是基本上所有的各方都在稳定中得到利益。所以我认为，台北和北京都可以因美国与另一方的关系更好而得利，美也因此从中得到缓解紧张的能力。
我个人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任何的个人都不应该逾越此一界线而去建立一个所谓的“第二管道”，甚或提出解决的方案。当然，除非我们是受到双方请托。
问：在1997年2月，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顺着你原先的架构在北京与中共会商。之后，她公布了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战略对话”五点内容，那其中有多少是你与刘华秋对话开始的？
答：所有都是。
问：所以你已经先完成了那架构，然后奥尔布赖特才顺着那个架构谈的？
答：是的。我想就华府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尝试脱离一般谈话要点只会使我们一再重复我们已经说过的话与预存立场，指着对方的鼻子叫骂。两岸真正危机来自误判
问：你是说你与北京解决问题的哲学是，找出问题的所在，然后“共同”去解决……
答：我是说，在一个双方更能了解彼此的更大的战略脉络中，双方更容易了解并界定本身的最大利益，为求取稳定的最大利益，追求双方的关系是必须。你一定要有关系，才能在其中讨论问题，这并不是建构战略伙伴关系，而是一个使彼此更能了解对方并且解决问题的架构。增加了解，可减少误判所造成的危险。我相信北京了解稳定的重要性，造成危机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问：在1996年的夏季，你赴北京与中共的领导人讨论……
答：我与江泽民、李鹏、钱其琛还有军方的人士讨论，我所说的大致都相同。我大抵是先用半个小时到45分钟，来勾勒美方的相关立场与观点，这不只是双边关系，还包括其它的议题。这样，他们可以了解如何把议题融入更大的架构中去看。所以，我们讨论的不只双边，更是亚洲、甚至是全球性的。
问：在1996年3月时，美国是否曾在一开始时决定要在23日台湾投票当天，派遣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海？
答：我的印象是……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我不知道这个计划在哪里，至少是我所参加的会议中并没有如此。我们并没有在一开始曾经决定要这样做，然后再改变态度。据我与佩里、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以及克林顿总统的谈话，我们的共识是，我们要给北京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但我们并没有要以进入台海的方式，那就太挑衅了。我们并没有权利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