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影响追求科学态度

作者认为，追求科学的愿望也许要看历史的发展。因此像斯里兰卡一类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的国家就不 具 备追求科学所必需的文化态度——比如对权威 或现状质疑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 10月7日一期文章】题：两种文化（作者迈克尔·斯诺登）
如果不与西方国家合作，发展中国家在天文学方面进展甚微：研究工作停滞不前，望远镜得不到使用，自己培养的天文学家往往流失到国外。天文观测仅仅被当作对儿童的教育手段，或者显示科学重要性的政治工具。本国的研究项目往往有始无终。
两种态度
我曾亲眼目睹这一切。1993年，我参加了斯里兰卡政府成立的一个委员会，任务是决定怎样处理一架由日本捐赠的直径45厘米的反射式望远镜。委员会由气象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方面的技术专家组成。但他们更为关心的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怎么办既安全又省力。因此，他们并没有寻找一处隐秘、清静的场所来安放这架望远镜，而在市里找了块地方。最后，这架望远镜被大张旗鼓地安置在一座城市的中心：那是一片热带丛林的遗迹，又热闹又潮湿。
直到今天，这架望远镜也没有得出一个有意义的数据点。相反，政府每年还要花掉大约5000美元来支付保养费。附近一所大学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没能从这架望远镜上获得任何益处。
让我们把它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校园里一架直径35厘米的望远镜相比：3年来，后者仅靠一点零星的预算保持了每年超过400小时的观测时间，带来了三种出版物，训练了150多名学生。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观测台的成功和另一个观测台的失败？官僚作风和繁文缛节只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斯里兰卡无意、也无力来操纵一架望远镜。这个国家只有8位职业天文学家，而他们全部生活在国外。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斯里兰卡要彻底挖掘本国在天文学上的潜力就必须引进一些专家，甚至可能需要引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现代科学的哲学基础，是通过演绎推理和事实来获得知识。这种方法往往被归结于西欧的文艺复兴。1952年，W·T．琼斯在《西方哲学史：从霍布斯到休谟》一书中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在一个对宗教逐渐失去幻想的社会就会产生对科学的追求。我想在这里比琼斯更进一步：追求科学的愿望也许要看历史的发展。因此，像斯里兰卡一类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的国家，就不具备追求科学所必需的文化态度——比如与权威或现状对抗。
尽管西方的科学发展带来了不少有益的技术，它在许多方面却违背了正统。伽利略、哥白尼和达尔文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都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纯科学似乎仍然表示反感。 
即便在今天的美国，通常只有那些能带来有用的技术或促进工业发展的科学研究才得到宽容和经费。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甚至更不情愿从事科研。他们的心思不在这上面。
必须与西方合作？
你或许会说，穷国不应在纯科学上投入，这是对他们宝贵资源的浪费。但是，科学却能让所有人受益。科学能丰富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给予人们解决问题的经验，为他们提供一个感知人类在宇宙中处于何等位置的视角。不应剥夺任何人这种机会。
发展中国家的确有许多富有成效的天文观测台：智利的托洛洛山、南非天文观测台和印度的乌代布尔太阳观测台就是3个例子。但这些观测台不是由西方人领导，就是由英美人士承担大部分工作。这些合作机构与过去殖民地时代建立的机构不同，它们似乎是发展中国家在天文学方面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印度尼西亚的博斯查天文台训练了一些优秀的天文学家，但政府却从未给这个天文台提供足够的经费，使其产生科研成果。智利拥有我们这个星球上某些最佳的天文观测点，但过去30年来，凡是结果令人激动的研究项目都是由外国人领导的。在埃及、委内瑞拉和伊朗，开支巨大的天文台却没能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国家中有的正在努力做出改进并建造新的天文台，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不与西方国家合作，它们很难取得成功。
要在天文研究上取得进展，这些国家的政府需要引进的不单是有形的研究实验室和天文台，而且还需引进天文学 背后那一整套无形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