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一锅多种文化合成的美味”

【法国《快报》周刊8月24日一期文章】题：新世界——澳大利亚扫描（特派记者  让—米歇尔·德梅斯  米歇尔·富尔）
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在那里，你往往有身处异地之感。那里好像没有什么时事，但经济却非常活跃：3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4％。那里气候宜人，人口稀少（7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1900万人口）。那里的人宽厚而懒散。在那里，一些人（生态学派和保守派）认为在这块脆弱的土地上人口已经够多了，另一些人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衰老，正处于沉睡中，如果不引入新的移民就无法进行投资，也无法繁荣起来。这两种人之间在进行着没完没了的争论。
全球化的典范
在目前，澳大利亚仍是全球化的典范。在那里，人和土地仍然保持着一种脆弱的、但却是理想的平衡。澳大利亚就像是一口21世纪的炖锅，正在火文火炖着一锅由各种文化混合而成的美味。我们地球上最可爱的城市之一悉尼在9月份主办2000年奥运会。澳大利亚是一个没有方位标的地方，人们往往辨不清方向。
澳大利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却也是一个叫人有点感到困惑的地方。在澳大利亚的居民中，有许多是精神抑郁者（20年来青年人自杀率翻了一番，没有人能说清这一现象的原因）、头发呈棕红色者（这是热带紫外线所致，大城市的每个商业区都至少有一家专门治疗皮肤癌的诊所）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按人均计算，澳大利亚在世界上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率最高的国家。
欧洲人来到这片土地上已经两个世纪了，但这片土地的“身份”至今尚难确定。它是另一个英国吗？是另一尚未成形的美国吗？是亚洲的最后一个岛屿吗？其实，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是一块“身份”含糊不清的土地。说它只是一个岛屿又显得太大，说它是一块大陆又显得不够广袤。英国人曾宣布它是荒无人烟之地，但在他们1788年占领它至少4000年以前，那里就已经有人居住。它明明是一块蕴藏着丰富的黄金、钻石、铝土、煤、铁和镍的福地，但起初却视为一个该死的去处，被视为一个可怕的英国的“古拉格岛”。它的文化明明属于欧洲文化，但却离欧洲那样遥远。它并不属于亚洲，但却离亚洲如此之近。作为国家，它是美国的盟国，但却与美国毫无相似之处。澳大利亚的位置究竟应在哪里？
一天晚上，在悉尼一个街区的酒吧里，我们坐在桌前喝酒，顺便向几个朋友请教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当地文坛名人、小说家戴维·马卢夫说：“我不认为一般的澳大利亚人都很关心我们国家的身份或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们生活在这里，仅此而已。”他又微笑着补充说：“这是一个也许只会使澳大利亚政治家或法国记者感兴趣的抽象概念，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
土著人的影响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没有引起疑问。这个巨大的岛屿只不过是大英帝国身上的一个赘疣。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诞生时，白人统治的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色彩是明显的：它只向欧洲移民开放，不向亚洲邻居开放。90％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历经流行病和屠杀等劫难在20世纪初就已经消失了，现在只剩下约40万人。
在澳大利亚，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有许多土著孩子被从其父母那里夺走，交由白人家庭抚养。现在，出现了同土著人和解的真正意愿，许多人集会支持这一和解就是证明。
但是，澳大利亚女运动员卡西·弗里曼上个月再次挑起了关于种族主义问题的争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一些人担心悉尼奥运会期间会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她披露说，她的母亲8岁时就被从外祖母那里带走了。弗里曼在英国训练时对一家英国报纸说：“我对此感到很气愤。在澳大利亚，曾有整个一代人被从父母那里夺走了。”
今年7月14日，伊莎贝尔·科在悉尼的维多利亚公园搭起了一个帐篷，作为土著人的“使馆”。之所以说这是土著人的“使馆”，是因为，土著人的家园已被抢走。他说：“和解是一种圈套，至多只是为了使澳大利亚白人感到心安。”
但是，正是由于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的复杂性、土著的艺术以及土著同土地和时间的特殊关系，白人占支配地位的澳大利亚才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作家戴维·马卢夫说：“我们受土著思想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影响，我们现在很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安德烈亚·斯特雷通则极而言之：“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属于一个部落。”
多种文化的混合
澳大利亚同英国的联系逐渐松懈，但始终没有断绝。一直到1964年，澳大利亚人旅行时仍持英国护照。自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大批南欧移民（特别是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来到澳大利亚。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亚洲移民也来到澳大利亚。自那以后，澳大利亚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已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村庄。《每日电讯报》社论作者蒂姆·布莱尔微笑着说：“如果说还存在澳大利亚特性的话，那也是多种文化的混合。我的妻子是意大利人。在我的办公室里工作的有一名马来西亚妇女，一名中国妇女和一个可以算半个西班牙人的男人。”小说家罗伯特·德赛说：“我们大家都保持客气和容忍的态度。作为和平相处的代价，我们都愿意忽略彼此的差别。”
多元文化政策的起步应当归功于1972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惠特拉姆领导的政府。悉尼工艺大学移民问题专家乔克·柯林斯说：“我们喜欢把我国看成是世界实验室。在各种文化和种族共处方面，我们的做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任何大的动乱。在南斯拉夫冲突时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克罗地亚人、塞族人和波黑人之间并没有互相残杀。你将会看到，在奥运会期间，悉尼将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得到人们的承认。”离悉尼一小时路程的卡拉马塔是一个普通的郊区镇，它有一点与一般的郊区镇不同：那里有1／3的居民只讲汉语或越语，有2／3的居民出生于亚洲。那里的居民融合进程也在不断取得进展。一个饭馆女老板说：“这里的第一代移民都开饭馆，第二代移民上大学读书，第三代移民则像他们白人伙伴一样懒惰。”
勾画中的蓝图
因此，澳大利亚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给自己定型。社会学家休斯·麦凯说：“请再给我们一个世纪的时间。”总之，澳大利亚正在我们的眼前缓慢地、但却是充满自信地给自己画像和勾画蓝图。从已经显现出的画面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正在变成现实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在活跃的亚太地区建设起一个祥和的大国（这个国家也许从21世纪才开始确定自己的命运），一个以汉语为第二种语言的英语国家（在这里，这两种语言今后也许会占有同样的支配地位），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23％的居民出生于外国）。休斯·麦凯指出：“澳大利亚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融合现象。新移民正在改变着我们，正像我们在影响着他们一样。”起初，在澳大利亚，SBS电视台是专为移民服务的电视台，该电视台播发全球的电视新闻，也播放巴黎、柏林、北京、莫斯科或雅典的电影。现在，该电视台的观众圈却扩大到了祖籍为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
当然，在澳大利亚，并非所有的人都赞成这种多元文化以及它所意味着的对外开放形势。但是，同注重意识形态相比，澳大利亚人更注重务实精神。一些人对白人占支配地位的、乡村情调的国度的怀念情绪并没有对现实产生多大影响，也没有对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限制性因素产生多大影响。
昨天的世界已经变得很遥远，它已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澳大利亚商业部经济学家蒂姆·哈考特回顾说：“在80年代，当时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保罗·基廷曾提到，如果我们不放手干的话，我国将来就只能是一个‘香蕉共和国’。我们接受了这一挑战，只用了9年时间就使经济发展起来了。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生产一直呈增长态势，而失业率却很低（6％）。我们的出口有了很大增长。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得到了加强。每一次新的移民浪潮都伴随着新的创业浪潮。”澳大利亚在世界市场上取得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堪培拉的一位外交官高兴地说：“我们向日本出口大米，向美洲出口影片，向意大利出口纸浆，向法国出口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