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前景令人关注——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28日文章】题：文化在全球化中变得界限模糊，并且互相交融（作者  萨拉·特里）
安德鲁·范在文化方面走在最前列。
他生于越南，1977年在10岁的时候与家人一起乘船逃出来，先到了路易斯安那，最后移到加利福尼亚。他原先信佛教，后来改信了基督教。他是体育迷，喜欢意大利食品和秋葵汤。他有亚洲人的面孔和血统，但是赞成西方独立和流动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他是“跨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跨文化”这个词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来说明全球化、流动性增加和种族混杂造成的社会变化。
范先生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只脚踩在一个世界，另一只脚踩在另一个世界。我们把自己看作桥梁或者来来往往的一个单独的群体。”
他说：“人们正设法重新定义他们自己。不再是亚裔美国人或者非洲裔美国人……而是通过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通过他的生活方式来定义自己的特性。”
如果这是未来的潮流，那范先生就是走在潮流的最前面。多文化主义（接受并赞美不同的文化遗产）将继续作为审查种族特性的占主导地位并且政治上合适的框架。但是在流行文化监视器的背后，一些社会问题观察家开始提出，多文化主义必须让位于对自我和群体的新看法。
在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任教的文化理论家雷伊·邹说：“现在的情况是，一旦你意识到文化差异，尊重它们，你很容易滑入一种难以逾越那些差异的境地。每一种文化都变成封闭的，外人不能触及它。”
另一方面，跨文化主义从新的角度来看特性：各种种族背景和文化经历的融合。它对像范这样的人几乎是必然的。范是美籍越南人，由工程师变为作家，吸取了各种不同文化。对越来越多不同种族通婚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他们的孩子代表了地地道道的文化交融。
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大学负责文化和社区计划的格雷戈里·杰伊说：“跨文化主义与多文化主义背道而驰。跨文化主义者说：我能理解我自己的唯一途径是超越那些界限，把自己看作汇合点，即各种不同的事物从我这里流过
从某种意义上讲，跨文化主义是给一种久远的现象起的一个新名字：移民总是在新的文化中建起新家，在从新文化中吸取价值的同时，也影响那些文化。
但是，现在，在21世纪初，不同的是世界流动性比有史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互相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今天，文化以不同的规模发生着更快的变化。
过去移民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他们进入的文化施加微弱的影响。今天的情况更可能是，在人们实际创造综合各种文化遗产并与这些文化遗产相一致的“融合”特性时，主流文化本身也采取了新的表现形式。
威斯康星大学的杰伊说：“重要的一点不是白人是否到2050年将在这个国家成为少数。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知道的种族分类将消失。实际上，由于我们遇到的人正越来越多的成为明显融合的人。”
尽管如此，观察家说，跨文化主义在近期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像前南斯拉夫的那种民族战争让人们明显地感到，对许多人来说，文化是民族纯洁性的问题，必须用生命来保卫。一种悲剧成分较少的情况是，法国这类国家因为抵制好莱坞电影之类的进口品侵入他们自己的文化而闻名。
但是这些社会问题观察家说，改变世界经济的力量也在改变世界的文化
环太平洋中心的负责人芭芭拉·邦迪说：“这些力量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全球活动，全球化程度只会加强。跨文化主义是改变我们过去和现在知道的文化，是创造新文化。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和政策来处理这种现象。”
华盛顿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副会长史蒂夫·克莱蒙斯说，政府决策者需要开始从全球化力量的角度来思考，考虑它们对文化的影响。
克莱蒙斯说：“在讲到这些问题时，你看到这不仅是遍布全世界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和音乐电视。”克莱蒙斯最近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有关全球化和文化特性的会议，参加者有来自全世界的文化思想家和大约150名对全球政策问题感兴趣的专业人员。
他说，“你必须就特性问题作更加深入的交谈，更认真的交谈”。美国决策者“仍然以为谁都希望像我们一样，实际上世界正在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专家们警告，全球化以及美国对全球化的主宰已经引起文化不平等。他们说，通过信息时代技术在全世界出口的文化红白蓝3色（美国国旗的3种颜色——本报注）太多了。
其他国家的文化太容易变为商品——有钱的白人买来作为家中摆设的东西。专家们警告，这种没有约束的经济力量是反对真正的跨文化主义的。
他们说，另外，穷国的许多人仍然禁锢在他们的文化之中，没有经济能力利用改变他们周围世界的力量。
在布朗大学教授现代文化和媒体的邹女士说：“许多学者对跨文化主义，对流动性感到欣喜。我不能肯定我喜欢。这是特权阶级的欣喜。”
但是，邹女士同她的许多同事一样，认为跨文化主义是社会变化的下一步，是互相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必然的变化。
范说：“我认为它将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更好的社会。同其他任何变化一样，始终存在变化过程的痛苦。我们将会看到种族主义、暴力和偏执的大爆发。但是我抱有希望。我确实认为这是社会和世界的自然进步。我认为需要为每个群体以及社会史上的每个时期的特性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