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庭耀事件真相澄清
【香港《镜报》月刊9月号文章】题:钟庭耀事件真相澄清(作者  哈德生)
港大成立的钟庭耀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自8月7日展开正式聆讯,至18日结束作供,21日由当事人最后陈词,之后调查委员会将提出报告。由于聆讯公开进行,钟庭耀事件的来龙去脉已清楚展现在公众面前。钟氏原先指控不能成立
无论是存在和根本不存在的实证,也无论是直接和间接的实证,均已说明钟庭耀原先提出的指控不成立。港大校长郑耀宗和副校长黄绍伦均否认传递过特首“不高兴”钟庭耀民调的信息。特首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列举香港回归以来由政府所作的民意调查,其中很多比钟庭耀的调查结果更加负面,有的评分低至两成,但照样定期公布,而1998年钟庭耀所作的特首民望评分徘徊于55至60之间,比较而言已“相当不错”。在这样的背景下,特首办路祥安没有对钟庭耀民意调查表示“不高兴”的动机和理由。以强烈的使命感为港人工作,从不计较个人荣辱的董建华,完全不可能向任何人发出对民意调查结果“不高兴”的信息。聆讯证明,特首与钟庭耀事件全然没有关系。
在8月15日聆讯时,港大副校长程介明和精神医学系主任麦列菲菲表示,他们曾听见郑耀宗提及特首对钟庭耀的调查表示负面关注。两人的证词其实不过是重复钟庭耀指控特首的内容,没有任何实证,同样不足为信。何况钟庭耀在聆讯中一再表示,他对特首作出指控是“完全倚赖与黄绍伦的对话”,即使程介明和麦列菲菲所言属实,如果他们没有充当过“第四者”,也不能构成对钟庭耀指控的支持。
聆讯表明,郑耀宗校长也没有要求钟庭耀停止民调计划,从港大高层的各种文书、会议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关于要求钟庭耀“停止”民调的记载。除非从一开始港大高层就在同谋一项“秘密议程”(胡汉清大律师语),否则根本无法想像。港大高层所有人作证均承认,郑耀宗虽对钟庭耀的民意调查工作十分关注,但“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黄绍伦、程介明、钟庭耀本人以及他的新旧上司都确认,民意调查计划财政自主,大学任何人都不能“阴干”其资源。当然,港大高层早就认为,大学机构不应进行太商业性的调查活动。从去年11月郑耀宗发现有政治人物利用港大的招牌反对政府施政报告,至今年1月《镜报》发表批评钟庭耀的文章,这种意向逐渐变得强烈,但直到钟庭耀事件发生,校方并没有要求采取任何行动,连钟庭耀自己也举不出民调工作“受压”的例子。
黄绍伦被钟庭耀指为“第四者”,使他成为事件的“磨心”。造成这种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钟庭耀之间同时存在三层关系:上司、导师、朋友。例如黄绍伦曾建议钟庭耀“不要做这么多这些调查”,以朋友的身份说出是善意的提醒,以导师的身份说出可能是强制性的要求,以副校长的身份说出又有可能是替校长来打“招呼”。钟庭耀按照自己的感觉为黄绍伦的说话界定身份,“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加上钟庭耀本人的思想性格因素,信息接收终端出现错误就在所难免了。钟表示若无证据愿道歉
钟庭耀感到有压力或许是事实。不必否认的是,在本港从事民意调查工作的学者当中,钟庭耀是受到较多社会人士批评的,连港大内部人士也在质疑他的民调素质,对他当然是一种压力。从传媒得到的印象,钟庭耀自视过高,他曾在文章中使用“如有神助”、“绝对上乘”一类夸张性的字眼推销自己,炫耀“外地的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经常同他“交流”,流露出对特首不重视他的埋怨。他曾给董建华写过一封建议书,对特首或特首办的反馈自然格外敏感。钟庭耀对有关他民意调查的批评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捍卫意识,曾与质疑他民调质素的报纸读者进行情绪化的、“以牙还牙”式的“骂战”,更对被他称之为“亲中”传媒的批评耿耿于怀,给公众留下的并不是一个立场中立、持开放态度的学者形象,钟庭耀身为民意调查员,却又高调通过传媒评论时事,以建议书发表政见,角色冲突在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会使他有挥之不去的压力感。
从他的证供可以看到,校长办公室要他向校长解释民间调查,他便感觉到很紧张。黄绍伦同他会面提及“特首办”,又建议他“不要做这么多这些调查”,于是,特首通过校长向他施压的景象便虚拟而出了:“亲中”报章的批评,意味着特首的“不满”;路祥安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是董建华派来“施压”;黄绍伦的谈话,必定是替校长传达特首的意图……在钟庭耀看来,这一切当然是合乎逻辑的。
钟庭耀指控并非基于确定的事实或信息,所以在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事实上他自己已感到有些不安。他在7月7日当晚发表的声明中为自己留下退路,表示“说不定真是第三者误会了特首的意思”。他也不止一次表示,若最后证明特首并未讲过不喜欢他做的民意调查,他会向特首道歉。在聆讯第9日,钟庭耀终于得出压力来源不在特首的新认识,发出“若能及早作出对话,世界可能更好”的感慨,表现了愿意修正错误的正确态度。事件输家是倒董的势力
香港是个多元化社会,纷争歧见经常发生,钟庭耀事件如果能够启示人们的求证、求真、求实、求知之风,便是将坏事变成好事。
调查结果,人们不可避免会对事件中各种角色的输赢作出一番议论。笔者认为,钟庭耀事件的“输家”不是特首,不是港大高层,不是特首高级助理,甚至也不是钟庭耀,而是企图利用钟庭耀事件为“反董”、“倒董”推波助澜的那股势力,渴望借事件启动“弹劾机制”的民主派政客,原以为调查可爆出什么“大镬”,结果大失所望。一些急不可待对董建华展开“大批判”的评论员,转而责备钟庭耀不该“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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