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战争状况

（续昨）从1993年到2000年初，自决战争的数目减少了一半。在90年代，16场分离主义战争通过谈判和平协议得到解决，另有10场通过停火和持续的谈判得到控制。今天的分离主义战争是70年代初期以来最少的。应该联系这种大幅度减少的背景来看待科索沃的反叛。1997年底科索沃解放军的爆炸和伏击开始了欧洲从1994年以来唯一的新民族战争。
与分离主义战争逐渐解决的趋势平行但不及它明显的一种趋势是，满足民族要求以免发展为武装冲突。民族运动的领导人激发少数民族对得不到权利（政治参与、自治和文化承认）的不满。在90年代，分离主义者几乎总是利用国际准则来证明这类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少数民族的境况现在得到改善，所以那些激发不满的话有时无人理睬。
新体系正在形成
90年代全球严重民族冲突的减少并非由“无形的手”指导。那是许多人和许多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维和者以及对抗者本身。少数民族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90年代发生变化，表明一套指导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关系的新体系正在形成：一套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关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各民族关系的原则；一套处理危机的共同战略；国内外正在形成的对如何处理民族压迫和民族暴乱的一致意见。
正在形成的这套体系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一条是，承认并积极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这意味着不因种族、民族、语言或宗教而受到歧视。它还包括制度上的修正，有组织的民族群体可以用来保护和促进他们集体的文化和政治利益。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各民族在现在的国家内实行某种自治的权利。
现在有许多自治协议的样板可以参照。这种协议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达成的奥斯陆协议和北爱的受难节协议。
在最近的多数自治战争中，战斗通常从要求完全独立开始，以谈判实行自治或者事实上的自治告终。多数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愿意以降低一半（或更多）的条件来解决冲突有许多原因，但通常是因为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比对手弱得多。愿意继续为完全独立而战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很少，如车臣和东帝汶的反叛领导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越来越倾向于作出这种结论：谈判和文化自治，并重新分配一些资金要比没完没了地与叛军作战代价小，特别是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鼓励他们谈判的情况下。土耳其政府顽固地反对库尔德人参与政治是一种与时代不符的做法，甚至萨达姆·侯赛因都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更愿意与一些库尔德组织合作。
和解的推动者
有关自治的争论最好通过谈判和互谅互让解决。民主的俄罗斯最重要但最少受到注意的成就之一是，它与鞑靼斯坦、巴什基尔以及俄罗斯联邦其他40个州通过谈判达成分权协议。俄罗斯与鞑靼斯坦之间的协议具有最重大的象征意义：引人注目的是，它实际上对各方都是同等对待（这个协议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解决莫斯科与车臣争端的样板，但是车臣领导人只对完全独立感兴趣）。
严重的民族争端应该通过谈判解决的原则得到多数大国、联合国和一些地区组织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欧洲和非洲。这些实体把外交、调解、威胁、利诱结合起来，鼓励和解。预防性外交受到普遍欢迎，这不仅是因为早期接触比晚期处理危机代价小，而且是因为它是新体系认为可取的途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