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名学府发威高科技台刊载文分析中国大陆校办企业何以进军世界500强

（续昨）但是撇开这些表面的类似，校办企业和学校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如连体婴儿。校长或副校长往往就是校办企业的董事长，企业员工同时也有教职身份，企业赚钱，学校分红，企业出问题，校方要过问。企业内部争议，校方既是调解、仲裁人，又是法官。
“这边不像个教授，那边不像个企业家，两个不像的东西放在一起，就变成我自己了。”坐在黑皮高背座椅上，一位校办企业家自我解嘲。
为了与传统上谈“钱”就脸红的知识分子有区别，社会大众一般称这些带着高科技下海赚钱的知识分子为“儒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解释，“所谓儒商，指这些企业利用知识智慧，而不是金钱资本赚钱，另外就是这些人与国外接触多，能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知识。”
无论是弃儒从商，或亦儒亦商，校办企业的崛起，涉及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怎么走的严肃课题。让校办工厂变成校办企业的推力，其实是近年来的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改革。
在政府高度重视下，校办企业的身价如同天之骄子。像北大方正被列为中国进军《财富》杂志调查的世界500大企业的种子。校办企业能凭着名牌大学的信誉，轻易敲开银行贷款的大门。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重新自我定位，也促成校办企业家的出现。
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观察，知识分子弃教从商，其实是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出现主体意识，想以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过去，中国大陆一向以科研人力资源充沛，实力傲人著称，也是成为全球不敢小觑的条件。这股庞大的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力，曾在50年代为中国大陆发展出“两弹一星”。改革开放，外商进驻后，纷纷选择大学附近落脚，以便就近应用廉价而优秀的研究人员。
据去年统计，中国大陆科研领域的人力达1000万，其中，进行先进研发的就高达5万人。
“这个国家将来强，就强在这里。”台商研华公司总经理石秉观察。他分析，相较于台湾的自动化工程系寥寥无几的现象，中国大陆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动化工程系，企业找人，根本不成问题。
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校办企业家明显有他的贡献。这些出身学校的教授企业家，不仅迅速将中国企业带进高科技产业领域，也树立不必喝酒跳舞唱歌应酬的新作风。
另一方面，以老师、学生关系为主体的校办企业，既避免了国有企业的官僚作风，同时又减少新兴个体户家族事业的弊病，展现清新的管理风格。
尽管如此，作为“有中国特色”的试验品，校办企业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校办企业要真正过渡到现代企业，更是问题重重。最表面的问题就是经营定位不明确。
例如，全民所有制的框框，使得校办企业仍是另一种形态的国有民营企业。以清华同方为例，虽然已经是上市公司，但是清华大学仍握有53％的股份，董事长就是由常务副校长兼任。而北大方正，尽管在香港上市，触角也延伸到北美、日本和东南亚，但是所有权却在北京大学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下面的校产管理部。
绝大多数校办企业仍以国内市场为主，眼光雄心都有限。“有几十亿的经营规模，就叫得很大声，人家比尔·盖茨有上千亿美元，还是战战兢兢呢！”一位跨国企业高阶主管冷眼旁观分析。
这也引发近来校办企业自我转型的新动作。像北大方正从去年请来中国惠普科技总经理李汉生担任副总裁，进行管理制度大改革。“就从最基本的‘职务定义’开始做起。”一位方正员工指出。
以精明干练著称，去年9月上任的北大方正新总裁、香港商人张旋龙更指出：“科技人有创造力，也要容忍他们的缺点，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创新，赶快把研究换成钱。”
横在他们眼前的，其实是儒商的再定位，成不成功，还有待时间证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