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伤痛难以抹去的阴影

【美国《洛杉矶时报》4月16日文章】题：美国文化的一次巨大转变（作者  帕特里克·戈尔茨坦）
原文提要  25年前结束的越战已成为一种象征，艺术家用它来反映美国社会不断变换的观点。对反传统英雄的崇拜依然占主导地位。
在正视越战的第一部好莱坞大片《猎鹿人》中，越军迫使被俘的美国士兵参加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俄罗斯轮盘赌（即左轮手枪中仅装一发子弹，然后转动旋转弹膛，举枪对准自己的头并扣动扳机——本报注）。这部影片是1978年公映的，当时越战已结束三年，但该片对美国青年失掉天真的残酷描述仍然刺痛了观众。
《猎鹿人》引起的争论反映了越战在美国社会制造的裂痕。无论青年还是老年、富人还是穷人、白种人还是少数民族，越战都是一条巨大的鸿沟，是当代流行文化巨大转变的催化剂。
新的流行文化
反战运动加上水门事件带来的失望和青年人对致幻剂的使用创造了一批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反英雄——从约翰·列农和杰克·尼科尔森到库尔特·科班和图帕克·沙库尔：他们统治了一代人的文化。
这种新的流行文化包含了一种激愤的反独裁主义，和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多数电影的温和乐观截然不同。战争在音乐家、电影人、小说家和喜剧演员中引发了一个充满怀疑、偏执和悲观的时代。这种情绪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流行音乐中，在鲍勃·迪伦和菲尔·奥克斯的抗议民谣里，在后来的埃德温·斯塔尔的《战争》中。
越战结束以前，好莱坞始终没有直接触及这个主题。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许多最受欢迎的影片，包括《教父》、《唐人街》、《逍遥骑士》和《午夜牛仔》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战争引起的怀疑失望和愤世嫉俗
正如评论家保利娜·克尔在1973年的文章《失掉天真》中写到的：“银幕上几乎没有提过越战，但你可以从失掉信仰的氛围、从共同价值标准的缺乏和对野蛮的毫不在意中感觉到它……片中的主人公们不相信任何东西，也不会装作相信。”
这场战争困扰了某些艺术家，却为另一些艺术家带来了灵感。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扬公司的戴维·克罗斯比说：“越战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一切事物的方法。这场战争如此刻骨铭心，人们情不自禁地要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克罗斯比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流行艺人和政治的新书《存在和被重视》。
代表这场反正统文化的流行艺术偶像们都是由越战塑造的：约翰·列农曾在和平音乐会上表演；穆罕默德·阿里因为拒绝服兵役而被剥夺了重量级拳王的桂冠；曾经参加101空降师的吉米·亨德里克斯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唱《机关枪》，他把这首歌献给“在芝加哥、密尔沃基和纽约作战的士兵——对，还有所有在越南打仗的士兵”。
亨德里克斯对《星条旗永不落》的演绎在年青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极深的烙印；因此，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摄《现代启示录》时雇用了善于模仿亨德里克斯的兰迪·汉森为影片配乐，重现了这位已不在人世的吉他手的粗犷风格。这场战争激发的艺术助长了当时“我们对他们”的反战情绪。
在越南，士兵们听亨德里克斯、迪伦和杰斐逊。正如迈克尔·赫尔在战争回忆录《战报》中写到的，返回美国后，他几至无法区分“越战老兵和摇滚老将”。
在国内，音乐人参加了反战运动，是反正统文化的代言人。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的那个晚上，克罗斯比连夜撰写了《长日已逝》。1970年，当内尔·扬得知国民卫队杀害了4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后，他写下了《俄亥俄》。第二天，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扬公司将它录制下来。一星期后，这支歌就在电台播出。
战争刺激了艺术家
导演阿瑟·佩恩说：“这场战争刺激了艺术家。”他在1970年拍摄的影片《小大人》以印第安战争中的一位幸存者为主角，该片出自他对越南战争的愤怒。他说：“它使人感到愤怒、沮丧、纠缠不清。伟大的艺术并不是在今天这种祥和满足的日子中创造出来的，而是在情感深受折磨、一切都处于混乱状态时产生的。”
越战还激发了新一代尖刻的讽刺作品。“星期六现场直播”和“全国讽刺”的创始人都是在反战运动高潮中成年的20来岁的喜剧演员。对他们而言，任何权威都是敌人，这种情绪促成了1978年的轰动影片《动物庄园》。
与音乐或戏剧相比，电影业要谨慎得多，在战争彻底结束以前一直和这场骚动保持着距离。《陆军野战医院》是在冲突仍然激烈时拍摄的几部屈指可数的影片之一。这部1970年由罗伯特·奥尔特曼导演的喜剧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影片弥漫的信仰颠覆的气氛完全符合反战时期的精神状态。
为该片担任编剧兼制片人的拉里·格尔巴特说：“奥尔特曼曾说，《陆军野战医院》不是一部反战片，而是一部反对那些把战争描绘得似乎令人能够接受的影片。”他还说：“对于好莱坞，越战是一个太过棘手的问题。在冷战和黑名单之后，好莱坞很不愿意批评政府。没人想让自己染上红色。”他指的是好莱坞曾在前些年把怀疑与共产主义有牵连的业内人士一律排除在外。制片人戴维·福斯特回忆说：“所有人都怕触及越战，这个题目引起的分歧太大了。”福斯特1977年拍摄了影片《英雄》，亨利·温克勒在该片扮演一位在越战结束后回去寻找战时伙伴的老兵。
即便《英雄》获得了不错的票房，越战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1978年在联美影片公司拍摄反战片《回家》（由乔恩·沃伊特和简·方达主演）的杰尔姆·赫尔曼说，其他各家制片公司都拒绝了他。为《回家》和《现代启示录》担任制片的迈克·梅达沃伊说，就算7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人同情反战运动，他们的影片仍然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他回忆说：“公司的宣传人员看过《回家》后走进我的办公室说，‘你怎么敢拍这部影片？’他们认为这是反美。他们说，‘你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
好莱坞对越战的刻画远比二战阴暗。很多人可能会说，这准确地反映了社会中流行的看法。记录好莱坞70年代历史的《逍遥骑士，愤怒的公牛》一书的作者彼得·比斯金德说：“在《出租汽车司机》和《总统班底》或者《警探哈里》这类片子中，所有人都对政府失去了信任……”
他说：“这些影片的共同特征是，你无法期望从政府那里得到正义，你必须得自己伸张正义，这一切都与越战造成的伤痕有关。”其他一些人认为，当时的好莱坞与主流并不合拍。评论家迈克尔·梅德韦德说：“多数美国人都钦佩军队、信任军队，好莱坞影片却对军方抱有很深的敌意。比如，海湾战争得到了公众的大力支持，但好莱坞对这个主题的处理却产生了《生死豪情》和《三个国王》这类悲观的作品。”
在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好莱坞对越战重新产生了兴趣：1985年的《兰博：第一滴血续集》获得了票房成功。这部影片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越战片，其中包括大胆反战的《野战排》和支持军方的《河内—希尔顿》。
那一阶段最有影响的影片也许就是《壮志凌云》，这部现代军人戏几乎对越南只字未提，但却抓住了80年代里根时期的雄心勃勃热情奔放的气质，正如《陆军野战医院》体现了60年代反权威的精神。
鸿沟仍未缩小
在流行音乐中，越战批评者和支持者之间的鸿沟在战争结束十年后仍然没有缩小。1984年，当里根竞选连任时，布鲁斯·斯普林斯廷推出了《生于美国》。这部专辑的主打歌是以一个充满怨愤的越战老兵的口吻演唱的。专辑的封面设计是站在一面巨大美国国旗前的斯普林斯廷。对这部专辑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流行形象对不同政治领域的人们具有不同的含义。
摇滚乐批评家把《生于美国》看作对美国参与越战的控诉，然而许多乐迷却认为这首歌是对爱国主义的支持。在今天这个时代，流行音乐由少年偶像统治，电影注重形式而不是内容，越战是否还影响着流行文化的创作？岘港和顺化是否像葛底斯堡和凡尔登一样遥远？
在《回家》中担任摄影的哈斯克尔·韦克斯勒说，他认为，反战运动的政治主张遭到了禁锢。
另一些人则在许多新的政治问题中发现了越战时期的激进主义。导演罗伯特·格林沃尔德说：“20来岁的年轻人仍然反对权威，但这更为个人化。他们通常不会把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的新片《偷走这部影片》记述了反战运动领袖阿比·霍夫曼的一生。他还说：“我的女儿和她们的朋友都对60年代充满仰慕，他们想知道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但让今天的青年感动的却是其他东西，他们参加反对遗传工程的抗议或抵制世贸会议的西雅图示威。”
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和墨丘利唱片公司前总裁、曾经帮助组织1979年反核试验音乐会“不要核武器”的丹尼·戈德堡说：“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但它燃起的文化战争今天还在继续，无论是关于环境、流产权或同性恋的权利。看看从奥利弗·斯通到约翰·麦凯恩这些越战老兵是如何表达自我的。越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直到80岁时，我们还会争论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