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结合话大寨

【香港《亚洲周刊》１１月２０日一期文章】题：新旧结合的大寨（作者陈小雅）
在列车上，当我向邻座打听去大寨的路时，听者没有立即回答，他仔细地端详了我的眼神，才缓缓说道：“现在去那儿的人不多了。”我身边的人，的确没有一个是去那儿的。
说起大寨，脑海里有一幅抹不掉的画面，社员们在光秃秃的山上劈山开石，顶着北风，啃着比石头还硬的窝窝头。那时，大寨是中国大陆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全国各地的人们，还有第三世界的朋友，不远千里，前来“取经”。
下了火车，我乘上了唯一的一趟由阳泉开往大寨的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都是大寨人，车是他们承包的，也算是大寨的一项副业。
也许已看出我是外地人，他们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半开玩笑地说“朝圣来了”，大家仅一笑置之。人们在回答关于大寨的问题时，总有点提不起精神，就像一个人不堪回首往日的辉煌。
我注意到，售票员给每一个购票者都撕票，不像其他长途车的司机，为了逃税，乘客不要就不给票。
也许是我对他们很尊敬，满足了他们的自尊心，同车人对我都非常热情。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兴趣，一时间，我竟成了采访对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原先坐在车尾座，一个头顶白色遮阳软帽，戴眼镜的老者挪到了我的身后，经售票员介绍，我方知他原来是大寨中学的老校长。他经历过大寨的盛衰。他说，文革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在又面临着另一次摧毁，沿海地区确实有长处，有新经验，但少了某种精神。
当夕阳西下时，车子奔驰在昔阳县的大道上，路边是红字大标语：“干四化，齐心修路，奔小康。”整齐有力，从中还可以感受到大寨人当年的自信。一座新架的高速公路桥凌空而过，人们议论，又发现了一座大煤田。他们的口号是：“要想富，先修路。”
我在漆黑中，走进路边唯一亮着灯的小饭馆里。房间中央的大桌子，一群年轻人正在高谈阔论。话题有羊毛衫的行情等等，偶尔还能听到郭凤莲的名字。我进去时，他们沉默了一会，看来这里已许久没有外人“入侵”了。
夜晚下榻处，是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规模不亚于北京的大招待所，房间设备齐全，但很便宜。因久无人住，散发出一股霉味儿。
穿过竖有“大寨”两个巨大红字的大门，就是大寨村。原来的村庄已毁于１９６９年的一场洪水，现在的村舍大部分是成排倚山而筑的两层楼房，下层是石窑，上层是砖瓦楼，家家通电。不少房顶都架起了接收电视的“蜻蜒尾子”，各家门前都堆放着收获的苞米。楼房中最显眼的一座，是浅蓝色的昔阳中学新校址。
眼下，闻名遐迩的“七沟八梁一面坡”已无迹可寻，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如长城一般层层筑起的“人造小平原”，著名的“海绵田”有着保水的功能，山脊上的梯田里，甚至埋着人工降雨的水管子。
人们仍然关心着大寨。在虎头山顶，我看到了许多国家领导人的题词。
在陈永贵的墓碑下，有三朵新鲜的小花，两朵粉红，夹着一朵橘黄，天虽下着雨，却一尘不染。这是陈永贵真正的家，他属于这块土地。
对这位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历史已有定论。然而大寨人却对这位当年的带头人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儿的农民告诉我，每年清明，村民都成群结队来送花圈。而这次大寨之行，使我对他们的这种感情有了一定的理解。陈永贵带头修筑的水利工程，现在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也许应归功于他当年倡导的“大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