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质疑（二）

相对冷战后大量文章反映出的必胜主义信念来说，亨廷顿的悲观主义是新的东西。亨廷顿接受《新展望季刊》记者采访时说，西方现在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世界，即在这个世界上，“尽管西方目前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占优势，但是均势正在转到其他国家的手中”。这种施本格勒式悲观主义既有现实主义者的根源，也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根源。在争取生存和霸权地位的斗争中，胜利属于文化上最统一、最坚定和最能适应追求全球权力的文明国家。因此，亨廷顿认为多种文化主义——即“使美国非西方化”——是对美国利益和西方利益的严重威胁。
这位理论家强调说，积极的行动和主张多元文化的政策威胁到“美国政治一贯性基础的根本原则”。但是眼下这个问题不是他是否提倡本土主义，而是他是否会提出一种新理论。
不幸的是：答案似乎非常清楚。虽然亨廷顿是从外来的文明计划（与外来的共产主义相对而言）的角度为百分之百的唯美主义辩解，但是这种所谓的威胁和所推荐的对策，人们是多么熟悉。苏联的威胁可能已不复存在，但是新的敌人——尤其是人们谈虎色变的“儒教—伊斯兰教相结合”——现在威胁着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因此，需要采取两种对策：发动一场统一文化和恢复活力的运动，重新致力于军事、政治和文化的集体安全。首先，我们必须对付内部的敌人。这位理论家已把它确定为尚未归化的非白人移民。其次，鉴于“西方同其余的国家作对”是酿成灾难的因素，因此西方人别无选择，只有把防御性联盟同比较协调或顺从的文明结合起来，以对付更加野心勃勃的外来势力。亨廷顿劝西方“吸收”东欧和拉丁美洲文化，同俄罗斯与日本“保持合作关系”，加强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机构，并使这种利益和价值观合法化。他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要我们期望他的文明系统保持多极性——根本没有理由应当如此。他先是大声喊道：旧的冷战已经死亡，然后低声说——新的冷战万岁！
针对亨廷顿的见解，我们并不坚持文化上的差别本身从政治上说是没有意义的。文化上的异同可以成为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基础——但只有在对付这位理论家没有考虑的外来因素时才是如此。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