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真正的未来

【《新匈牙利报》８月２５日文章】题：最后一个第一号人物（作者夫龙考·蒂博尔）
这是制度改变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格罗斯·卡罗伊对记者的谈话。格罗斯曾任政府总理，今天已经退休。他已病魔缠身。下面是格罗斯对一些事件和问题的看法。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事件和纳吉案件
谈到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事件，我认为它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也不是人民起义或今天人们所说的自由斗争。１９５６年，一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局势表示了理所当然的不满，他们的目的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想迫使中央改正错误、更换领导人。然而，这个进程最后发展到反革命的地步，因为我看到的是绑架、屠杀和吊死共产党人。
至于纳吉·伊姆雷的案件，我在当总理时就有所怀疑，因此我下令重新审查。这里不是说，纳吉是否犯错误，所有的政治家都会犯错误。我不能接受的是判处他死刑，因为他的政治行动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如果判处他５年徒刑，就像赫鲁晓夫当时所建议的那样，那也是不能接受的。关于纳吉案件问题，我曾亲自同卡达尔·亚诺什谈过。他说，他在这个判决中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他只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行事。我认为，卡达尔当时虽然没有指名该判处谁死刑和不判处谁死刑，但他当时已创造了法官后来作出那种判决的气氛。在这点上，卡达尔是有重大责任的。卡达尔的晚年
卡达尔在纳吉案件问题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有错误，但我从他的言谈中深深感到，在那段时期，他无力控制局势。他内心对屠杀是内疚的。特别是在他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人们同他谈话谈不到１０分钟，因为一谈他就哭，两眼充满泪水。有时谈这个问题他就扯到那个问题。
可以看出，他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很疲乏。有一次我在他家，谈到半截，他突然说：“结束我们的谈话吧，我累了。”于是他躺下了。有一天晚上，政府的卫兵给我打电话，说卡达尔穿着睡衣提着两个空箱子向大门走去，但大门是锁着的，他无法出去。警卫问：“卡达尔同志，您夜半三更到哪儿去？”他说：“他们要来看我，我在这里等他们。”打开西部边界
关于打开西部边界，现在人们都归功于霍恩。然而，凡是认真思考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大的问题能某个人作出决定。实际情况是，作出打开西部边界的决定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却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当时的内务部长霍尔瓦特·伊什特万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封锁边界设施已很陈旧，更新设施需要花几亿福林。当时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暂不作决定，先调查一下实际情况。”调查结果证明，更新设备确实要花很多钱，只有一种选择：拆除。因为此前匈牙利已实行世界护照。不存在匈牙利人偷越国境问题。后来，政治局和部长会议都通过了拆除西部边界的决定。我的任务是把这一决定告知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以便使他们放心。戈尔巴乔夫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责令外交部具体执行。当时我的考虑是，此事不要由总理宣布，而是让外交部长宣布，这样可使份量减轻些。这是我同当时的总理内梅特·米克洛什和外交部长霍恩三人商定的。总之，这是集体的决定，是１３０名中央委员都赞成的，霍恩、波日高伊等人充其量只不过是赞成者之一。然而，今天的电视、报刊却把霍恩、波日高伊描绘成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大作用的英雄。令我不解的是，霍恩等人为何不反对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把他们描绘成英雄？对社会制度的看法
我没有改变我对１９９０年制度改变的看法。我认为，随着９０年代制度的改革，匈牙利社会已走进死胡同。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人类真正的未来。如果资本主义在匈牙利执政５０年或１００年，那时我仍然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请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我们过去所建议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搞得并不坏，但效益不高。我们已开始了改革，开始了现代化，但中间插进了改变制度。我要强调，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给匈牙利带来远为更好的生活。资本主义很快会使匈牙利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