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伯伯周恩来（一）

【香港《南华早报》８月６日文章】题：我的伯伯周恩来原编者按１９５６年，作为一种秘密亲善姿态，当时只有８岁的西林·帕他诺泰（常媛）和她１２岁的哥哥万韦（常怀）被他们担任泰国总理顾问的父亲讪·帕他诺泰送到中国。她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间长大，其中包括她的“伯伯”和朋友周恩来。最近她出版了回忆录《龙杰》一书，叙述了她在中国的经历，并且对周总理的一生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现将书中某些片断刊登如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照顾我们的林莎南，开始越来越多地讲到我的父亲和我父亲的朋友周恩来。他说我们是周恩来的客人，周恩来派他来照顾我们。使我高兴的是，他的泰语说得颇地道。但是，当林莎南说到我们要在中国学习以及我们将要起到的作用如何重要时，我顿时泄了气。作客是令人愉快的，访问，即使是长期访问也是可以忍受的。然而，看来谁也不知道我们要呆多久。
我和万韦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万韦说：“父亲把我送到这里来肯定是因为我不是他所喜爱的儿子。”我认为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决定写信给父亲，用我惯用的办法恳求他让我们回国。
万韦帮我起草了信。当我们准备邮寄出去时，我坚持要林莎南陪我去邮局。
他温和但非常坚决地对我说：“信是可以寄的，但必须通过我和中国驻仰光大使。我们可以将信转给你父亲。但是我认为寄这样的信是不明智的。你们的父亲是不会理解的。执行他的愿望是我们的责任。”
“他的愿望？您认为他希望我们留在这里？”我问道，尽管这时我对自己已经有点缺乏信心。
“他送你们来学习，你们将要在这里呆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们要学中文？谁也没有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学中文。”
“你们很快就要开始学习，”他说。“我们已得到你们父亲的指示。”我冲进隔壁的房间，砰地一声关上房门。我胸中怒火上升，好像要填补突然出现的空虚。我们被扔到这里了。但是我随后振作起来，同万韦一道偷偷商量回国的计划。
当晚，万韦对我说：“我认为事情不太对头，这里肯定有什么名堂。父亲从未对我说过要我学中文。”
我承认，父亲可能说过：“你们必须学习中文。”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必须每天学这种方块字而且要研究它，他也没有说过我们究竟要在这里呆多久。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的第二个监护人邱及走进来，却没有把他的孩子带来。我生气了，因为这将是枯燥无味的一天。今天他很讲究地穿了一身藏蓝色制服，我以前从来没看见他穿得这样整齐过。
我问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邱及清了一下嗓子，把我的两只小手握在他的大手心里。他说：“周恩来总理要我经常向他汇报你们的情况，他非常关心你们。”
“自从你们来了之后，周总理一直想见你们，但是他很忙。现在又要筹备十·一国庆活动，所以格外忙。”
他停了一下，接着说：“周总理终于挤出点时间，他让我今天带你们到他家吃午饭。真的，我们的总理太想见到你们了，为了接见你们，他今天特地早起了。通常他都是夜里工作，早晨睡觉。”
汽车刚停，两个男子便从台阶上跑下来打开车门。我拉着邱及的手，登上台阶。接待人员先把我们领进一个宽大、未粉刷过的走廊，然后走进周恩来的私人会客室。尽管房间陈设简朴，但我还是觉察到它的壮丽。我们刚坐下一分钟的功夫，周总理走进来了。他与我在各地看到的照片一模一样：两道浓眉，挺拔的肩膀，毕挺的身躯。他长得非常英俊。
“欢迎，欢迎，”他微笑着说。
我和万韦用泰国方式向他致意，他以同样的方式向我们致意。他是中国第一个用这种方式向我们致意的人。
他问我们喜欢不喜欢中国。“我厌烦透啦！”我脱口而出。然后我做了个非常痛苦的表情，以表示我的感受。这时万韦看上去就像要一脚将我踢到桌子底下去，如果我们坐在一起的话。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我们与周总理之间非常亲切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并且一直保持到他去世。他也对我们做了一个同样痛苦的表情。“我想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当年我在日本时年龄比你们还要大，我也呆得很厌倦：无事可做，又不懂日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