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心理分析（九·完）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彼得·罗德曼认为，心理分析研究难免掺杂一些个人奇闻轶事和流言蜚语，有趣倒是有趣，然而结论不准确，完全是“揣测”。
高级官员及其助手对心理分析的分歧或许不难理解。不管怎样，中央情报局的心理分析的确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错误。阿里斯蒂德事件就是一例。
前国务卿舒尔茨也遇到过类似的分析错误。１９８４年，他在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会晤当时的苏联总理吉洪诺夫。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材料，此人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只占其位、不谋其政。可是，事实上，他生气勃勃，精力充沛。舒尔茨回忆：“我大吃一惊，我们的‘情报’真够呛。”
心理学在对外政策领域的作用一直是沸沸扬扬的争论话题。很多决策者本能地排斥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的主观意见。
但是，由于担心毫不了解对手，特别是危机关头，所以，尽管心理分析有不足之处，可是决策者仍然希望情报局继续提供心理分析材料。
既然心理分析不会走向末路，那么就有必要加以改进。中央情报局长伍尔西没少谈公开性问题。但是，他在阿里斯蒂德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恰恰有悖于公开原则。
客观地讲，公开原则有助于减少错误。中央情报局必须不遗余力地核查事实，原则上应选择公开渠道。
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等──应注意区分事实与猜测。决策者应避免给情报局留下不良印象
——迫使他们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无端猜测。如果心理分析有理有据，它无疑能够帮助政府掌握主动，制定正确而有针对性的政策。反之就会起误导作用。（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