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体器官市场揭秘

【香港《星岛日报》７月１１日文章】题：世界人体器官贱卖市场揭秘
上周海特先生离开了在坎布里奇的医院，他有了全新的肾、肝、胃、胰脏、十二指肠及小肠。他很幸运，因为手术极成功，而更幸运的是他能获得所需的器官。许多需要器官的人并不能获得它们，至少并不能透过正常渠道而获得，但有另外一些非正常的渠道。卖肾男子遭遇
一名印度男士向“旁观者”致函，他说：“我希望在贵刊登载广告，以１５万美元卖出我的肾脏，我将支付你们１５％的所得，我之所以选择贵刊是因为你们拥有有钱的读者。”
这名印度男士希望以１５万美元在英国出卖肾脏，但他感到失望了，这并不只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１５万美元对英国人而言不算太多。进行人体器官交易，收取或支付费用或中介费用在英国是非法的，可被判监禁，有感于此，“旁观者”的那名编辑为求自保，惟有拒绝刊登此广告。
这名印度男士被迫返回自己本国的人体器官市场求售。在印度这一市场正蓬勃兴旺，这令肾脏的价钱急遽下跌。在孟买肾脏的价钱大大低于１５万美元，８０００至１万英镑就可以购得一个新的肾，而且还包括移植手术的费用在内。英国供不应求
英国等候肾脏移植的人数众多，而且不断增加，对他们而言，这一立即可进行的手术是富有吸引力的。在等候名单上的人都知道在英国的情况是求过于供，每四个人只能分配到一个肾脏。在国家卫生部门的等候名单上的病人不断死去。你到底是生是死，你能否忍受多年的强烈痛苦在透析治疗中生存，这些问题全归诸运气。因此绝不奇怪，一些人难以抵受快捷解决之途的诱惑，跑到孟买去讨价还价，然后买回一个便宜的新肾脏。
在英国的亚裔人社区中这一情况最为普遍，因为这里的人在宗教信仰上不接受移植死人身上的肾脏。沃尔弗汉普顿的新十字医院的奥登医生向我解释，当地一位著名的锡克教徒带动了当地亚洲人的这一趋势。他在孟买进行的成功手术鼓励了其他人效尤。奥登医生称：“无论我们如何为这一生意感到悲哀，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们去，而当他们做完移植手术回来，当他们需要免疫抑制药物或其他的疗程时，我们也不能拒绝对他们进行治疗。”奥登医生担心因为治疗这些在印度买肾的病人，他和同事会被视为一项犯罪的从犯。事实上从法律观点而言，如果他们拒绝对病人进行治疗，他们反而更危险。肾脏交易丑闻英国的“人体组织法”禁止购买肾脏其他人体器官。此法律于１９９０年迅速获得通过。之前伦敦曾发生一宗肾脏交易丑闻，霍默医院的克洛克特医生安排土耳其人到伦敦切除肾脏，并只支付一小笔费用。克洛克特因此而丢职，而下议院也以创纪录的短时间通过此提案。群情激愤的原因除了人们普遍憎恶人肉交易之外，另外土耳其人看来也不喜欢到医院去被人切去肾脏。
但是霍默医院的丑闻与每日在印度发生的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奥登医生提醒每位想急急前往换肾的人，在那里买来的肾隐藏着无尽的人类悲哀。例如一名印度的女子被野蛮的丈夫强迫卖出一个肾，她的痛苦代价换回的只是一个闹钟及一个收音机电池。丈夫收到钱后又迅速在赌场上输光。每个到印度调查肾脏移植的人回来都有大堆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不能令盲目自私者感动，但有一些问题可令买肾者驻足。一项调查显示，１３０名来自阿联酋及阿曼的病人到印度接受完肾脏移植后，有四人被查出呈爱滋病毒阳性反应“在移植前的检查中原是阴性反应”，另有三人染上肝炎。
奥登医生称“麻烦在于回到英国的病人没一个受到感染，这令说服人们不要冒险的工作困难得多。”无论如何，这些危险是真实的，许多印度医院仍未对血液进行例行检验，而许多外科医生的资格也颇成疑问。
人们宁愿到孟买去冒感染爱滋病毒的危险，这显示出英国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是多么严重。问题不仅限于肾脏，心脏、肺、肝等器官也不足够。这点显示出海特先生是多么的幸运。他的幸运在于手术成功了，更在于一位有相同身体组织类型，所有相关器官完整无缺的人士在恰当的时机死去，而其亲属也愿意授权医生取出其器官。大部分需要心、肝或肺的人及许多需要肾的人却并不这么幸运，他们在找到适合的替代器官之前就死去了。肾脏来源枯竭
主要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尸体。尸体是移植心、肝及肺的唯一来源，也是９２％的肾的来源。在其器官可重新移植的尸体中，大部分属于交通意外死者，受害人一般都是年轻及健康的，他们死于脑部创伤，其他器官完好无损。引入强制性安全带法例之举可能是造成人体器官匮乏最重要因素，在奥地利及比利时，肾脏移植率比英国高一倍多，而其致命交通意外率也比英国高一倍多。
一个可行办法是改变法律，除非人们在生前签署文件禁止，否则任何死者的器官均可被使用。但“快刀手”（移植手术医生）们并不支持。因为死者亲友的愿望会造成冲突，而且将自愿的器官捐献制度改变为强制性的，难免引发道德上的反对意见。无论如何，此制度转变也不可能显著改善供应匮乏状况。目前有两成亲属拒绝捐出死者器官。这些人大多数是强硬反对器官移植者，无论法律怎样改变，他们依然如故。
每个人都希望增加器官供应，但无人能提出在道德上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在技术方面，一些提议如加长对（脑死亡）病人的供氧时间，以改善移植手术与移植器官在时间上的协调，但这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除了尸体外，另一个肾脏来源是活着的成年人的捐献。肾脏移植医生贝维克对此也有一些激进见解。人类拥有两个肾，实际每人只需一个。切除了一个肾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健康问题。他说：“在这里有成千上万可用的肾，只要说服人们放弃它们。”钱是最有效的诱惑物，他建议为每个愿意捐出肾脏的人提供金钱奖励。
虽然贝维克的观点得到一些医学道德专家的认同，但却令他成为移植手术医生中的“贱民”，尽管其同学承认他在此领域的贡献，但却对其道德观感到震惊，或至少震惊于他胆敢公开宣扬其观点。一项公认的道德观点是：售卖器官是与人类尊严不相容的。而贝维克有趣地提出对立观点：不买器官也是与人类尊严不相容的。他说禁止不能阻止交易，这只能令交易转入地下，而更易造成投机牟利。人们会说这是富人剥削穷人，这有何新奇，这就是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政府对交易的控制，这可增加供应，而制止最恶劣的剥削出现。解决办法探讨
贝维克认为现时的人体组织法并不适当，废除此法，对人体器官市场进行控制，可以消除可怕的短缺问题。在某方面他可能是对的，绝对禁止器官交易此决定中的情绪因素确实多于理性因素，但他可能对于政府控制器官交易市场的能力太乐观了。令器官交易合法化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如果医院可以购买器官，市场中的暴徒将更猖獗。在俄国及南非，人们知道已有一些匪帮专门绑架儿童以取得他们的身体器官牟利。然而对于目前器官移植需求大于供应的判断，贝维克是对的，适用的尸体数目不会增加，而如果未来道路安全状况改善，此数目甚至会减少，剩下来的唯一器官来源便是活着的捐献者。如果器官买卖不可接受，贝维克也有另一新主意。他说在马来西亚如果囚犯同意捐出一个肾，他们可获减刑，也许这听起来很可怕，但实际上每个人均可得益。然而其他医生反对任何带有强迫性的捐献，英国法律规定医生必须经过冗长的程序检查愿意捐出器官的病人家属是否受到强迫而捐出器官，如发现属实，手术就会取消。
取出捐献者器官的手术并非绝无危险，医生有二千五百分之一的机会可将手术对象杀死。然而在挪威，近半数移植肾脏由亲属捐出，其比例比英国高四倍，英国医生不愿意劝说病人亲友捐出器官，因为害怕被指向亲属施压，令其接受不想接受的手术。
推行鼓励生者捐出器官的运动可能有助于缩短长长的肾病患者的候诊名单，但如无金钱上的刺激，这种情况仍不会杜绝，而且其他器官的缺乏情况也不会改变，因此病人只有在等候治疗，同时也在等死。
器官供应匮乏令医生们决定到底先治哪个病人，作此决定时并无正式的规定可循，而医生有最后决定谁生谁死的权力，一名医生认为医生们并不能永远作出客观的决定，而最好的依据就只能是常识，但因此也会令人容易怀疑器官的分配是否最适当。在医疗界无人愿意将此决定过程作一个明确阐释，因为这样病人会知道，他的治疗医生实际上可能已将他从可望康复的名单上剔除，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信将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