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驻莫斯科记者报道红场的变化看苏修叛徒集团犯下的滔天罪行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二十六日刊登了它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森本良男写的文章，标题是《红场》，副题是《不懂得革命的年轻一代》。摘要如下：
红场对于青年人，现在还保留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气氛。年轻的莫斯科少爷小姐们觉得：“那里啊，是上京的乡下佬和外国游客去的地方”。
在较老一辈人的心目里，红场是和十月革命或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举例说，对于四十六岁的伊丽娜·乌斯金诺娃来说，永远都忘却不了的日子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的革命节。当时，德军迫近莫斯科五十公里的地方。而且，那一年又是几十年不遇的严寒，冷到零下四十度。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勇敢地举行了当时世界上谁都万万想不到的军事检阅。
四年后的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红场举行的战争胜利庆祝游行也是记忆犹新的。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堆满了希特勒德国的军旗。伊丽娜说，这样的事情仅有那一次，以前没有过，后来也没有。
今年元旦凌晨二时左右，我走向红场，看见那里到处都挤满了人，有些是按习惯来到这里听着斯巴斯基尖塔上的钟声度过除夕之夜的，有些是在自己家里举行过了除夕晚宴以后乘着微醉的酒兴集聚到红场上来的。就象日本的年初拜神社一样。在靠列宁墓右边一点的地方，有十几个男女围成了一个小圈儿，格外地热闹，正在作“转瓶子”游戏。瓶子放在圈的正中间，由一个人拨动它转动，瓶子停下来的时候，就同瓶口对着的人接吻，是这样一种年轻人的游戏。在稍微离开这个人圈的另一个人圈里，一个男人在弹着吉他，合着拍子跳交际舞的人们舞意正浓。
伊丽娜说，红场上的这种景象，在斯大林时代当然不用说，就是前几年也是不敢想象的。当时顶多是散散步啦、哼一哼歌曲之类的程度。
“我母亲七十岁，对于转瓶子这种游戏本身就是看不惯的，何况又是在红场上干这种事呢？因此，她简直是吃惊得不得了。用我母亲的话来说，从前的红场是一个有‘严肃的革命的气氛’的地方。”
在这里
每一个石块
都认识列宁
在这里
每一座尖塔
都在倾听着列宁的声音
（马雅科夫斯基）
这些诗句，对于伊丽娜的母亲来说，真正是作为一种实感而永远存留在她的心灵里的。
红场，对苏联来说是个圣地，但同时，现在也成为珍贵的游览场所。这种双重的性质也产生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例如，我曾听到甚至在红场上出现过购买美元的事。但是，作为更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曾引起争论的俄国饭店的建设。那种镶了玻璃的银色、四四方方的姿态，真有些过于刺眼，使习惯了红场的苍老的茶色和灰色色调的人眼花缭乱。
不论怎么说，这个饭店从根本上破坏了克里姆林与红场之间所保持着的那种调和与均衡。这是反对派的意见。
但是，俄国饭店却不理这一切“毁谤”，而即将竣工。从它的客房向克里姆林和红场眺望，真是无比的美。而且，俄国饭店已经开始每天在挣美元。有些西方游客嘲讽说，“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胜利”。
伊丽娜也很严厉地说，“尼基塔（指赫鲁晓夫）没干好事。他倒是考虑考虑这是个什么地方呀！我们把他搞的会议宫和俄国饭店这两个东西叫作‘克里姆林宫的奇装儿’”。
奇装儿是指受西方影响而浪荡的年青小伙子们说的，也就是所谓“颓废派”。由于这是在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时出现的，伊丽娜的话，真是由这个红场所象征着的苏联的社会风潮的绝妙写照。
在历史上，红场从来也绝不是个“市民的广场”。不妨说，这里是“政权和民众的接触点”。克里姆林宫的墙有着一种绝对拒群众于外的冰冷。广场上圆形的断头台至今还留有痕迹。从十七世纪以来著名的起义者斯坦卡
·拉金以及很多的人都在那里处死。
看一看新的时代的革命第二年的一九一八年五一节的照片，列宁在同参加游行的人们并肩谈话。而现在有春天的五一节和秋天的革命节一年两次的“节日”。领导人登上列宁墓，群众唱着歌通过大街。也许我是局外人的缘故吧，总感到在那里是意外地孤独的领导人同意外地“孤独的群众”的交往。
我问伊丽娜，“放在列宁墓里的列宁遗体是真的吗？在西方有人认为保存的那样好在科学上来说是不可能的。”
回答是极为明确的，“绝对是真的。虽然有很多人排着那样长长的队希望看到，但每星期却只开放四天，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还必须在余下的三天里补充以特别的保存法”。但是，对今后的年青人来说，列宁和红场还将会具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