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时代》周刊报道：杜布切克上台和大搞“自由化”过程（完）

（续昨）杜布切克一旦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以后，几乎立即就开始同诺沃提尼的路线疏远。他作为领导人的最初的行动之一，是同斯洛伐克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休战，使他们从此获得广泛的表达意见的自由。他还支持新经济的埋论，这些理论在利别尔曼在俄国竭力为经济改革辩护的同时——甚至更早——就已经由奥塔·希克教授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位沉着的斯洛伐克人变得更有信心，更为坚持己见，慢慢地以一个诺沃提尼政策的强烈批评者的姿态出现。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对诺沃提尼的不满开始白热化。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自由派的作家一个接一个起来谴责政权的报刊文艺检查制度，使这个国家的文艺处于贫困状态，以及厚颜无耻地改写历史。诺沃提尼进行了回击，禁止自由派的刊物《文学报》出版，不让自由派分子被选入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会。更有甚者，他惹起了学生的敌意，因为他派警察去冲散一千五百名学生为了不满布拉格技术学院供电不足而举行的游行。这一暴行招来了其他的学生，以及一系列的示威，接着又是镇压。
在这种纷乱动荡的背景中，杜布切克举着斯洛伐克民族主义的旗帜进入了这场混乱。他作为斯洛伐克的党的头头，在十月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诺沃提尼发动了猛烈的论战，指责诺沃提尼不实践诺言和忽视斯洛伐克的发展。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相互指责，诺沃提尼称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于是杜布切克开始了把诺沃提尼排挤出党的领导机构的幕后活动，逐渐地将持分歧意见的斯洛伐克领导人、大学负责人、经济学家和自由派团结到一起。当诺沃提尼十一月到莫斯科去出席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庆典时，他生气地不让杜布切克列入他的官方代表团。这就犯了一个大错误。留在国内同所有持分歧意见的人在一起的杜布切克，把这些人捏成了一个合成一体的反对派。在诺沃提尼回国后，他们已感到力量强得足以要求他辞职。
诺沃提尼曾试图解除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的职务，但是斯洛伐克人都不干。在苏联党魁勃列日涅夫飞到布拉格进行了试图挽救诺沃提尼的为时已晚的尝试之后，诺沃提尼在一月间终于辞去了党的职务，杜布切克被选出来代替他。即使到那个时候，诺沃提尼也没有完全认输。他在国防部和内务部的盟友一起考虑了一些孤注一掷的政变计划，而且至少有一营坦克已准备开进布拉格支持诺沃提尼。但是由于其他司令官在行动之前要求得到中央委员会的书面命令而告吹。到二月间党的领袖们聚集在布拉格庆祝他们执政二十周年时，一个迫使诺沃提尼辞去总统职务的公众运动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
虽然完成改革需要一个象杜布切克那样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但是为改革制造气候的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经过共产党二十年的统治，他们比其他几乎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同僚都较为大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享受党提供给他们的特权——例如免费乘坐全国的火车——继续遵从已经批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形式。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具有同政治权威抗争的悠久传统，即使在诺沃提尼的统治下，他们也力争要扩大可以得到许可的范围。他们成功地使他们的作品获得出版，数量是出人意料的多，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秘密写作，有大量的手稿藏在抽屉里。目前，知识分子都赞扬杜布切克所答应的今后不再进行任何报刊文艺检查的诺言，把这些稿子又拿了出来。《文艺报》——它是被禁止的《文学报》解禁后的继承刊物——主编、小说家瓦丘利克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尽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捷克斯洛伐克还在拍摄电影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从布拉格的电影学院中不断地涌出这个国家的导演“新浪潮”。
这些日子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们专门写一些关于共产党官僚制度的讽刺文章。
较好的作家看来连一行都没有写过颂扬社会主义胜利的东西。
但是，先进的和相对说来比较自由的文化生活，对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可怕的经济问题却无济于事。捷克斯洛伐克过去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同西方有正常的贸易，它现在已看到它的经济在共产党统治下被搞糟和削弱。因为它长期地被束缚于同苏联签订的易货协定，由于躲开了竞争，它听任它的工业变得萧条和完全不讲效率。由于被迫要集中力量为俄国人提供钢、铁和重型机器，它就无心再保持其它产品的质量或研制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新产品。一九六三年，它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成了负数。
希克教授和他的同僚在杜布切克的新捷克斯洛伐克将起巨大的作用。根据他们提出的新经济计划，将对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革。批发价格将由市场力量而不是党的官僚来决定，对工人和企业管理方面都将采用物质刺激。工厂厂长将有权解雇不必要的工人，把利润作再投资或分发给工人作奖金。由于这个国家在西方没有信贷，因此希克毫无疑问将力促迅速扩大同西方的贸易，以购买使这个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先进机器，以及购买更多的人民追求的高质量的消费品。
虽然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工作正在进行，但杜布切克的政府将经常处在苏联的阴影之下。俄国人现在已牢牢地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用经济报复就可以使它的经济遭到严重损伤。布拉格电视台的著名评论员韦纳曾说过，“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十辆汽车中有九辆用的是苏联汽油，三个面包中有两个用的是苏联面粉，如果苏联的矿石供应中断，一些巨大的冶金工厂要不了几天就得停工。”
为此，再加上其它许多原因，杜布切克面临着要在两个危险极端之间走一条审慎路线的微妙任务。他肯定要重建他的国家通往西欧的桥梁、执行比较中立的对外政策、扩大同西方的贸易——但是他不敢惹怒俄国人。他在国内必须以很快的速度来推行他的改革纲领，以满足那些二十年来第一次尝到真正自由并且现在要求同时建立民主制度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不能允许对党及其教义的批评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从而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当大量的信仰坚定和献身的共产党人疏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