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华杂志》十二月一日文章】题：我所知道的江南——敬悼刘宜良先生（作者：王晓波）
一九八○年，我初次访美路经旧金山时，友人带我去看望江南（刘宜良），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江南。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健谈，对海峡两岸的现实政治都带着“犬儒式”的嘲讽。当友人向我介绍他是研究蒋经国先生的专家时，他脸上还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
今年暑假，我再度访美。他知道我来了，还特别开车到我住处看我。他告诉我，他为了写《蒋经国传》曾到大陆搜集资料，并到了奉化。中共把经国先生母亲的墓修好了，他拍了不少照片回来，并托人送了一套给经国先生。他说：“毕竟师生一场，中国人么！”临别时，他送我一本正在校对中的《蒋经国传》清样。
这本《蒋传》大致把经国先生的一生分为几个时期：到台湾前的部分基本上是根据已有的文字资料作记述的；到台湾后的部分是江南目睹和报道过的，所以除了文字资料外，还有相当多的直接描写和他人的口述。江南的《蒋传》资料之丰富堪称独步。《蒋经国传》对经国先生有褒有贬。再者，江南也确实是同情张学良、吴国桢、孙立人和雷震等人的，并认为“高雄事件”处理不当。《蒋传》是一本可读性高的立论公正的传记。
十月十六日，听说江南在加州遇刺身亡！我简直不能相信。
江南是生逢乱世才避居海外的，避居海外竟然不免身死，悲夫！
【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道】题：阿尔希波夫在蛇口（该报记者：陈永平）
今天中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中国副外长钱其琛陪同下，乘火车由广州抵达深圳参观访问。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十分关注，据说这次专程到经济特区是他主动提出的。
阿尔希波夫下车后，游览了市容，中午分别前往多个合资、独资企业参观。
第一站是沙河华侨家具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沙河华侨企业公司与香港仙妮公司合资经营，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新款家具，远销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阿尔希波夫在厂内参观时，详细地观看厂内各生产线的操作情况。
阿尔希波夫问该公司董事经理王铭：“生产用的原材料由什么地方供应？”
王铭回答说，材料大多由泰国、菲律宾、日本及斯里兰卡进口。
阿尔希波夫又问，产品销往何处？王铭说，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及东南亚等地。
在参观产品展销厅时，阿尔希波夫见到品种丰富的新颖家具就问：“用我们的木材，在这里（深圳）加工，再出口到第三个国家，可以吗？”
王铭微笑地说：“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第二站是参观蛇口工业区，阿尔希波夫在管理大楼听取了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王金贵介绍蛇口工业区建设情况后，对这一个由香港招商局经营的工业区很感兴趣，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工业区是用甚么方法建设的？怎样引进外资在区内合办企业？这些企业的生产方式及情况如何？工业区每年为国家上缴多少利润？蛇口与香港在地理及经济上的关系如何？蛇口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
阿尔希波夫到陆氏电子公司参观，当他知道这是一家由港商独资经营的工厂后，对工厂与工人的关系及生产情况颇感兴趣，他问陪同参观的公司董事长江世锦，工厂的工人由哪里招聘？知识水准如何？江说，工人由各地招聘，全部是高中毕业生。
阿尔希波夫问，工人与厂方的关系如何？江说，工厂与工人的关系十分融洽，工厂的事情一切由董事会决定，工厂工人每年加薪一次。
阿尔希波夫仔细地看了工人的操作，在测试工序中，他看到工人用橡锤子敲击刚装好的电视机时感到好奇，在旁的工厂负责人说：“这是冲击试验，以保证产品质量优良。”
参观后，阿尔希波夫握着江世锦的手说：“祝你们工作取得成功，你们要保持取得的好成绩。”
【美新署华盛顿十二月二十一日电】美国之音今天播发了一条评论，标题是《香港协议是一个里程碑》，全文如下：（原编者按：以下是美国之音今天播出的一篇评论，它反映了美国政府的一些观点。）
十二月十九日是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中国总理赵紫阳签署了一项协议，使中国在一九九七年能够对英国殖民地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这项协议既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香港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将保留它的独立行政管理权和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九七年以后的五十年，即在二○四七年，香港将被并入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结构。
英国和中国设想出了这种新鲜的解决办法，从而解决了两国之间长达一百多年的争端。最早提出这项协定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首次与撒切尔夫人一起为他们的胜利干了杯。他宣布：“笼罩在中英两国关系上的阴云已经消失了。”
这个协议是以中国称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为基础的。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作出保证，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经济和原有的生活方式，保留它在金融和贸易上作为重要国际中心的地位。
对香港前途的规划看来使大企业家们感到满意，他们中的很多人过去对此持怀疑态度。香港立法局的李鹏飞把这项协定称为“当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有胆识的政治设想”。美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将可以继续对香港的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我们向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表示祝贺。他们的协议为两个制度截然不同的地区的和平统一提供了解决方法。它预示着现在被人为地分裂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实现统一。中国领导人已显示出办事灵活并且是有远见卓识的。这些特点在共产党国家的官员中并不多见。
【英国《经济学家》十二月七日文章】题：中国人外出工作
现在，中国发现它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以用来进行劳务出口以赚取外汇。
目前，中国有将近三万五千人——从厨师到建筑工人——正在国外施展他们的技能。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从海外的劳工合同中已赚得二十一亿美元，但劳务的大量出口则是最近一、两年的事。今年上半年，已签订了价值五亿七千万美元的合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一九八三年全年为九亿三千七百万美元，比一九八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大部分的劳务是在中东从事建筑业。今年的工作地区包括科威特、北也门、约旦和埃及等。合同是按一种不可测知的政治上不偏不倚的原则签订的：例如，在伊朗搞了一个铁路项目；在伊拉克也搞了四个水坝工程。那些在国外工作的工人，每月的工资除了国家扣除的部分外还可净得一百五十美元左右。这使他们比在国内工作的工人要富裕得多。由于中国可以从劳务出口中获得大量金钱，因而它可以为外国合同提出大量的竞争投标。据北京市饮食服务总公司的发言人说，仅北京一地就有二十几名厨师按照合同去欧洲、美国和日本工作，他们一年能为该公司赚取三十万美元的硬通货。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十二月七日转载台湾李敖文选《千秋评论》第三十八期文章】题：哀江南
陈鼓应说，江南是他所遇到的朋友中，对国民党了解最透彻的。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当有人提醒他要小心时，他说李敖在台湾批国民党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何况他又是美国籍，相信美国政府会保护他的安全，因此他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被害之事。
江南这一表示，有两种心境：第一，他觉得李敖身陷虎穴在台湾批国民党都不怕，他在美国不能再怕了，再怕就未免太惭愧了。他有感于李敖的精神感召，因而也挺身而出大写特写起来；第二，他相信他身在美国，国民党不敢到美国胡来，因此他的处境比李敖安全得多，自然也就不可怕了。
江南的“错误”是他不了解国民党的暗杀习惯。国民党暗杀人，为了卸责常常在本土以外为之。国民党暗杀汪精卫等人地点都在本土以外。国民党在本土内暗杀人至少要负治安不良与破案困难的责任，但在本土以外干上一票，就可不负这种责任，所以有时候，国民党宁愿杀到外国去。李敖在台湾直至发稿之日犹能免于暗杀，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投鼠忌器。陈文成案以后，国民党百口莫辩，因此对李敖只好另觅他法。李敖能够“苟存性命于乱世”，也正因为他早已“闻达于诸侯”的缘故。
老友江南伏尸去矣！他因我而死，他先我而死，他代我而死。追念这位在海外一再为我仗义执言的老友，我真有不少隐恸。“江南说他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古人发愿于先，有道是“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可惜江南最后所见，不是“花枝”而是“枪支”。虽然不归之言一语成，但是讨厌国民党、“不再回台湾”一点，却也有志已酬。江南，江南，国民党一日在台湾，台湾即一日无可恋，老兄身死异城亦是大好，魂兮魂兮，不必归来！（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晨五时）
（本报注：李敖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现年四十九岁，曾因撰文批评台湾当局，被台湾“警总”于一九七一年逮捕入狱，以“叛乱罪”判刑十年。一九八一年再度入狱半年。出狱后写了《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而一举成名。）
关于“清党”、“镇反”，在“扫黑”还手忙脚乱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苗头了。政治圈说，余纪忠的美洲《中国时报》，在党内斗争之下，短命夭折，是“清党”之始。二十一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在立法院宣称，“党外公政会”是“非法组织”，是“镇反”之始。
这一周，扫黑还在继续进行着，但是，掌声已经逐渐稀疏了。特别是三线二星的高级警官季贵成，一日之内先逮捕，后释放，更让小市民们看得眼花瞭乱。
相对的，扫黑的政治动机是什么？这一个问号，在枪击声中也逐渐跑上小市民们的心头。
政治圈的传闻是：扫黑是接班的先声。
传闻的内容是：明年春天，国民党将召开三中全会，二太子蒋孝武将正式担任台面要职，实质接班。按传统的作法，接班要先“绥靖”，以免天下不太平。所谓的“绥靖”翻成白话，就是“地盘上看不见捣蛋分子”。翻成麻将术语，就是“清一色”的意思。怎么个清一色呢？传闻是：社会清一色，党内清一色，党外清一色。
社会清一色，必须“扫黑”，以免民间拥有枪支的帮派人物，被“分歧分子”所利用。
党内清一色，必须“清党”，忠贞纯度不够或是和“分歧分子”时有往来的党员，必须逐出家门，做法上可能是重新办理党员登记。
党外清一色，必须“镇反”，“分歧分子”的言论必须压制，“分歧分子”的组织必须瓦解。（原载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作者：林正杰）
【台湾《联合报》十二月十八日报道】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说，中共发行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刊物，并非中共领导人物有仆么转变，而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力量，值得国内注意。
他主张，对非政治性的大陆出版品，宜准许有研究需要的学者拥有及阅读。即使出版品中偶有一、二句涉及政治，他认为也不必过虑。
余英时指出，不少学者不得不出国作研究，就是由于国内看不到他需要的全部资料。他说，近年连中共的研究人员都在美国找台湾的研究资料带回大陆，我若仍固持既有原则，恐吃亏的还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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